今年（公历二〇一九）注定是个不让当局省心的年份，中国将迎来多个历史纪念日，除了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达赖喇嘛出走六十周年等等，还有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在中美贸易战和陷于国际社会孤立的大背景下，中共当局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党内国内矛盾激化，维稳保政权成为第一要务。这也令原本难以自圆其说的执政理论，演化为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出现了种种百年罕见之怪现象。

 

怪象一：北京大学打压学生

没有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氛围，五四运动很可能不会发生。胡适一直认为这是思想运动政治化，主张将两个运动加以区分。

按中共官方史学的说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三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著名的“亢慕义(Communism)斋”就是该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北大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同年十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成员几乎都是北大师生。中共“一大”前，全国八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有六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师生和校友；全国五十三名党员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二十一人；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五人。由此可见北大在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祖庭地位，五四运动也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象征。

马克思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后形成了俄国山寨版。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毛泽东更以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自居，其实他所引入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再与本土封建主义杂糅，形成中国特色山寨版，被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末期，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遭遇溃败，仅残存于少数国家，东西方冷战时代结束。

中共十八大以来，保住执政地位成为第一要务。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向左偏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举办各种讲座和活动，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增添“理论自信”。二〇一八年恰逢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五月五日至六日，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期，北京大学等多座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组织，反倒成了官方眼中的异端。这批天真的左派学子，历经官方教育生产线的洗脑，貌似真信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社会实践中，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有产阶级专政”之国，官方说教严重背离现实。他们试图遵循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效法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前辈，走与工人阶级结合的道路，为劳苦大众争取权利；却迭遭当局打压整肃，活跃分子失去人身自由，学会社团被劫夺。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一项天职，是主动保护学生，捍卫大学校园的思想自由。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中共温床，如今学校当局打压青年学生，是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亵渎；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洗脑导致基因突变，诞育出另类掘墓人，则是对山寨版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

 

怪象二：清华大学整肃教授

说完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策源地的北大，再来看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发祥地清华大学。

当下清华大学最出风头的事，是校方对法学院敢言教授许章润做出停课、停职和审查的决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

此举带来的恐怖与愤怒，引发了教育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弹。清华校友以及教授、学者等各界人士联署的抗议信说：“许章润先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发表评论， 实属其大学教授的本职， 也是他忧国忧民的体现。 发表自由的学术观点当是清华创建一流大学的前提。清华大学剥夺许章润教授的工作权利，不仅有违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师法。 清华大学此举，背离了清华一向倡导的‘学术独立’的传统精神，也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不符……”。

清华大学有尊师的传统，清华国学院时期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创造了校史上的辉煌。梅贻琦校长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其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至今为人称道。 有人调侃说，要处理许章润，就必须把清华校园内陈寅恪撰文的王国维纪念碑移走。碑文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大学精神的最佳诠释。

中国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是“舶来品”，亦即中共历来反对的“西方那一套”。大学是思想学术自由的独立领地，政府、政治团体不得介入，是文明世界正常国家的通例。民国时代清华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的管理权在清华教授会，体现了美式校园民主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逐渐脱离人类文明主流，成为一党专政的不正常国家。从一九五〇年代的“院系调整”开始，中国教育备受摧残磨难。历经从“全盘西化”到“全盘苏化”的脱胎换骨改造，“教授治校”变成“党委治校”。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学术大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师道尊严扫地以尽。

清华大学作为毛时代教育灾难的受害者之一，文理科建制被肢解切除，成为单一的工科院校，为国家机器生产各种标准零部件。“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文理学科建制，但“党委治校”占位，大学精神之魂难回躯壳，在“教育产业化”和学术腐败中向“学店”演变。大楼盖了不少，大官出得最多，大师却一个没有，大学应有的创造力、批判性和社会关怀日见式微。在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出现了体制性的全面倒退。教育部长吹牛2049年中国教育将成“世界第一”，可谓贻笑万邦。

“党委治校”把大学办成了党校，甚至沦为针对思想学术自由的专政工具。近年因言获罪的高校老师有：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橘红、重庆师大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等。上月“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思想政治教育被强化提升为课堂主阵地，随即发生了许章润教授等被整肃的事件。以教授学者为假想敌制造文字狱，囿于文化水平，蠢在抱薪救火。

“五四”“六四”纪念日临近，此种杀一儆百手法，或为针对高校形势采取的预防措施。有道是“总有刁民想害朕”，“四个自信”不知何处去了？

 

怪象三：“赛先生”监控“德先生”

这轮中国高校风潮中备受诟病的，还有学生中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不少教授获罪的起因，是学校当局鼓励告密的特务政治。不仅教师受监控，学生之间也互相监视；不仅学生告密，教师之间也存在揭发举报的案例。在“党委治校”下的大学校园，除了奖励人工告密，还上了科技手段。教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被“电子眼”记录存储，一旦有人举报，即可作为治罪证据。人机监控并行，师生互设心防，教师人人自危。

早在十年前，《中国教育报》就展开过一场关于摄像头进课堂的争论，反对意见占相当比重。直到四年前，告密与监控在舆论上仍不占上风。近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普及，监控已发展到无处不在。当局利用“天眼”网络监控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技术，对城市和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调查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机场、火车站和街道)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比美国多出1.26亿个。未来三年攀升至6.26亿个。除大学校园普及监控外，监控中小学生的“智能校服”正在推广；针对高中学生的多姿态人脸检测和面部表情识别技术，也已开发成功，不仅可获取学生在课堂的情绪变化，甚至可指定跟踪对象，对其在课堂中的状态进行统计分析。

当告密、揭发和批判老师等“文革”僵尸借助现代科技还魂的同时，毛时代的造神工具“红宝书”，也以新时代数字化升级版的形式卷土重来。由阿里巴巴公司团队“Y项目商业小组”开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广的“学习强国”APP，被强势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公务员和共产党员安装，目前已占据Appstore免费软件下载排行第一名。该平台包含“要闻”、“新思想”、“时政综合”等板块，收录大量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与影音，以及学习资料、课程等；且引入“学习积分”系统，用户的日常操作如登录、阅读文章、观看视频、发表评论和答题等操作累积“学习积分”。不少单位搞“一刀切”，将员工的“学习积分”与工作绩效挂钩，搞得怨声载道；有人为此开发了刷分工具软件，也遭到处罚。

这种洗脑工具，也隐含着极权体制的“窥阴癖”：据香港《明报》3月10日报道，安装学习强国，需要向该APP授予包括真实姓名、位置等多达十九项具隐私性质的权限，如同移动监控设备。网上一则题为“北京大学学生安装强国APP提醒”的帖子称：“请不要在常用手机上安装强国APP；手机在安装强国APP之前，请检查并删除不符合维稳原则的照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否则APP权限是可以读取扫描手机文件并进行审查的，如果含敏感文件或接受处分。”

很多贴近官方主流的APP，被指有过多的不当权限要求，以协助窥探隐私。思想言论控制不仅在体制内雷厉风行，也将天罗地网扩展至整个社会，社交媒体微信、微博的封号封群成为家常便饭。监控不仅从线上扩展到线下，还从境内追杀到境外。去年以来，一些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吐槽的网民，不断被警方约谈，强令删除推文甚至关闭推特账号。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上世纪九〇年代互联网在中国登陆时，人们以为可借助高科技扩大启蒙，推动民主。二十多年后忽然发现——科学异化成各种压制民主的技术，沦为专制的帮凶。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场景，以及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前东德秘密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已成当今中国社会之常态。

有人提出，监控民主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其实在实践中很难将科学与技术截然分开，科学可以涵盖技术，技术却未必能代替科学。例如在遗传科学领域，不久前中国科学家以基因编辑技术培育转基因婴儿，舆论哗然；近日中国科学家首次在猴中转入人脑基因，继续挑战科学伦理。你很难界定，这些肆无忌惮的研发算是科学还是技术，甚至两者都不是。

英国作家A·L·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预言未来人类人性泯灭，以试管繁育孵化从领袖到平民、奴隶的五大种姓，成为在严密科学控制下，身分被注定的生物，并通过睡眠学习、心理操控、建立婴儿条件反射等科技控制社会。如今，传承“红色基因”的潘朵拉盒子已经打开，未来“红色基因”被植入胚胎，批量制造“红色接班人”及各种配套人群：从国家机器工程师、维修工，到“朝阳群众”、劳苦大众……，或将不是梦想，细思恐极。

科学和技术无罪，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专制独裁会阻滞科学创新，也会威胁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

 

复盘：历史倒车疑无路

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夕，我发表过一篇《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明报月刊》二〇〇九年五月号），讨论了五个问题。

一、历史误读，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二、中国需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三、中国的“文化酱缸”，不断将外来主义和文化改造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四、从“打倒孔家店”到当下的“新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沉渣泛起。五、高举“五四旗帜”阉割“五四精神”的自宫仪式。文末曾有如下提示：

“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

“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十年过去，上述担心不幸言中。对“五四”百年的纪念难以正本清源，社会前景变得愈发混沌。坚持开历史倒车，看不到可持续性。

二〇一九年清明节 北京风雨读书楼

香港《明报月刊》二〇一九年五月号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增补

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 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六四”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 、“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文明伦理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俨然以正统自居。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及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旗号，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研究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在“工程师治国”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2009年4月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香港《明报月刊》2009年5月号

 

本文系2005年2月16日首发于五柳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建立的【满天风雨看潮生】，网址是http://blog.bcchinese.net/sltao/archive/2005/02/16/10481.aspx  （原件已消失，仅显示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中。）现在发出的是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1日出版的《魂萦未名湖》未删节本扫描图片。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到了，五月五日，在美国纽约的北京大学同学会，将在纽约举行纪念活动。我因为要参加林世钰的新书《高耀洁晚年口述史》发布会，安排在同一时间，我不能分身，便写一些感言，作为我对纪念会的发言吧。

我知道五四是青年节，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1949年五月四日，我在冀中第一中学参加纪念大会。那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我们在大会上高唱一支歌是《团结就是力量》，这歌声至今还有胸中廻响：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是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1957年五月四日，我在北大度过，这年的五四难以忘记。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解放后，将五四定为北大的校庆。我们忘不了北大红楼。这年，北大创办了学生的文学刊物取名《红楼》，是北大团委和学生会联合办刊。我当了《红楼》的诗歌编辑，林昭同学也是诗歌组的编辑。为纪念五四，我们红楼编辑部沿着当年五四游行的路线重走一遍，《红楼》在五月这一期上发表了《沿着五四的道路》记录这次重走。这一期还组织了纪念五四的组诗。1957年5月4日，在北大东操场举行了五四营火晚会，那火光，虽六十多年过去，仍闪亮在我心头。纪念五四的组诗，发在这五月的红楼上。封面是风雨欲来的一幅国画。而不久，北大开始的反右运动的暴风雨，将北大民主的火花扑灭了。

我和五四运动有特殊的感情，还因为我在六十年前的1959年曾参加北大创作反映五四运动电影剧本，因为这一创作，我有机会采访了当时健在的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我留下了采访片断笔记。

我已写完我的自传第三卷《北大：青春岁月》中，有这样的记录：

从《雷之歌》到《雷声》

1959年1月我们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了红色中国文学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什么不能在文艺创作上放一个“卫星”？于是中文系1955级成立电影创作组，要创作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剧本，以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

创作组由四人组成：张炯，张时鲁，杜学钊和我。系主任杨晦，是当年“火烧赵家楼”中的主角，他做了我们剧本创作的顾问。

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了1917年到1921年的《晨报》、《顺天时报》查看当时的历史档案，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翻阅资料数百万字，并采访了五四运动时代的老人和参加者，我们得到北京市委和北影的大力支持。当时采访过的有：魏建功、冯友兰、川岛、冰心、张恨水、刘清扬、李星华、许德珩、罗章龙、刘仁静、臧克家等几十位前辈。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杨晦先生；谈天津“觉悟社”最多的是刘清扬先生。

我们剧本名字是《雷之歌》，完成初稿（实是详细提纲），由北大打印，献给了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1959年下半年，开始“反右倾“，我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人，便无心思去修改此稿。北影厂编辑部给我们以鼓励，要我们不要放弃这个题材。

1960年大学毕业，杜学钊分配到南方去了；张炯分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时鲁分到中国剧协，我到了中国曲艺家协会。这年九月，由北影借调作者，我和张时鲁到了北影招待所，重新开始《雷之歌》的创作。几经交涉，文学史不放张炯出来，那四人的创作组变成我和张时鲁合作。

著名导演，称北影四大帅之一的成荫看中了我们写的这个重大历史题材，在艺术上给予了指导。在北影三个月，又写成了一稿，由北影文学部正式打印，分送领导和专家，听取意见。

我拜访了当时正在写《鲁迅传》的剧作家陈白尘。他说：写五四运动和我们写鲁迅，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对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因此，我们剧本就此搁浅。

19年后的1979年。北影厂接受夏衍同志建议要写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 。他说：“今日有四五，当年有五四，精神是相通的“。北影又记起了我们的《雷之歌》，便邀请我再到北影招待所重写剧本。此时，原合作者张时鲁已调内蒙，张炯在文学所委以重任，难以抽出全部精力，他与我研究一段时间，便回所去了。著名摄影家、导演朱今明决定导此剧，并发了消息。我终于在1980年3月，完成修改稿，改名《雷声》在北影《电影创作》1980年7月号刊出。

雷声隆隆又滚过了四十年岁月，但至今仍未见到反映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搬上银幕。

 

2009年五四，应该是北大一百一十一年的校庆。我应北大校友会的邀请回北大参加纪念活动。在校友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至今这个发言还在网上保存。现在原文录下：

 

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宏智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我的发言，得到不少北大校友的支持和称赞，这从当时热烈的掌声中我感受到了，我说出的是大家心里的话。我接到北大校友，中央党校教授杜光的来信说：“我百分之百地赞同你的发言，这是义正词严的正义之声，呼唤权利的自由之声，它打破了多少年来校庆活动的官僚气和僵化模式，展现了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你的勇气和睿智，值得学习，值得弘扬。作为校友，我引以为荣。“

 我的这个发言和杜光兄的信，全收在香港版的《梦萦未名湖》一书中。

 

2018年的五四，是北大一百二十年校庆。我从美国赶回北大参加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的集会。看我当时写下的诗日记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回母校，与北大同学聚

1、

又步入了北京大学校门

我寻到逝去了的青春

两个华表看我与它合影

认得半世纪前的年轻人

2、

见到了蔡元培的铜像

我敬立在先生的身旁

这可是你当年的北大

可有兼容并包独立思想

3、

走进了北大五院

中文系早已搬家

告诉我在博雅塔下

却无法与同学对话

4、

115室，我终于找到走进

哪去了，我们的大学青春

一头头白发，一脸脸皱纹

跳动的可还是年轻的心

 

5、

找来毛笔，留下每人姓名

门前照相，留下每人身影

见一次少一次，都已老态龙钟

谁活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精英

 

我在日记本上留下名字：阎国忠、费振刚、开德、吴国瑞、孙钦善、曾景忠、谢冕、陈素琰、吴泰昌、戴钦祥、孙明惠、汪祖棠、李永祜、赖林嵩、李景华、吕微芬、陈丹晨、顾倬宇、古萍、谭家健、杨天石、张炯。

我听说，北大年轻人成立了五四当年李大钊先生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向同学们打听此事，回答是：我们这次聚会只谈友谊和健康，不谈国是，不议政治。我便无话可说，无话可问了。我们老了，真的老了，人老了，心也老了。

我今天感到，我们的北大也老了！他太老了！

 

2019年五月四日来了，我们在美国纽约的北大校友集会纪念，我因有另一个会，要我发言，我便不能参加北大校友纪念五四的聚会了。我就是参加这个会，也无话可说了。写此小文，作为对五四运动百年的纪念吧，这就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我无言！

2019年4月29日草于纽约

五柳村2019年4月29日23:54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