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 2019-04-30

我相信百年前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都不会想到的是，当中国终于强大的时候，人民却更不自由了。当时的理解是，西方列强因人民自由而强大，中国则因民智未开、民权不举而遭受列强凌辱。但今天中国知识人面对的现实就是，当富国强兵已不再是梦想，中国人却不再享有曾经享有的政治权利，青年学子更是在专制淫威下，普遍失去抗争勇气（至少表面如此）。最具讽刺意义的莫过于这个事实，今天压迫性的政治秩序，很大程度正是百年前积极参与反抗的那代知识人中的不少干才，以巨大热情和牺牲打造出来的。

反抗者成为压迫者虽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在现代世界史中，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社会动员如此彻底，规模如此宏大，更不用说付出的生命和社会代价如此之惨重。替今日政治秩序辩护的人会说，这种种牺牲，包括今天中国人政治不自由，都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空前强大了。但现实是，今日中国的知识人不仅要硬著头皮去听独裁者隔三差五发布的所谓「金句」，而且，还要准备去承受独裁者与自由世界对抗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后果。这是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学子们绝难想像的。

百年前的中国究竟是甚么样？这其实是今日纪念「五四」百年的时候非常值得去了解和体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我现在的理解是，当时的中国固然有积贫积弱的一面，但其实也有现代工商业和现代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面，否则，「五四」运动根本搞不起来。「五四」时代的中国，不仅是政治相当自由的中国，也是社会充满活力的中国。中国不仅在文化、教育方面发展迅速，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方面的进步也非常可观。但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却有一种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进步很不协调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和危机感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代价极为高昂的激进之路。

由于国共两党创始人（多是当时青壮的文化知识人），在把中国引到这条激进道路上都有逃脱不掉的责任，中国史家要重新解读现代史遭遇的政治困难非常大。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百年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遗憾，就是当代人对「五四」后中国现代化关键的一段历史，既搞不清楚，更没有能力深入解读。具体表现，就是中国主流知识人有意无意回避深入探讨一些重要的问题：「五四」后的中国有没有机会避免走上激进道路？是甚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令中国没有做出更理智的选择？

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正在迎来「文明冲突」的挑战。没有深入解读历史的能力，意味著中国对未来会再度缺乏理智选择的能力。当权者已经摆出了不惜与美国全面对抗和打仗的姿态，刺激美国把中国视为21世纪最危险的对手。就在上周，美国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发出了严重警告。

「五四」百年，当年的燕大早已不存，校园也被占；借庚子赔款创建的清华大学，日前竟把国学大师王国维墓碑封起来，警示学生不得发扬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还好，高压之下，香港、北京都有知识人的思想和精神领袖奋起抗议当局的不义。现场声威虽不及当年的「五四」，但网络所及，四海均有志同者回应。

BBC中文2019年 4月 30日

1919年，为响应北京学生，上海也爆发学生游行。

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13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3000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参加会后的游行示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引领了持续一个多月、覆盖中国一百多个城市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创造了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一段辉煌历史。

百年回首，有三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正义必须维护，国家独立不可侵犯。

对现代公民说来，正义——公民自由和国家独立是最高的是非标准。当时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践踏中国主权，是典型的侵略国。当年的日本青年在盲目的”忠君爱国”精神奴役下，成为军国主义者侵略别国的工具。反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就是维护正义。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赞扬之声不绝，赞扬的就是反侵略的正义精神。

一战结束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中国要求归还山东，但美英法三强最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引发了五四运动。战结束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中国要求归还山东，但美英法三强最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引发了五四运动。

第二，公民自由不可侵犯，法治不能践踏。

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曾经手对日借款）的住宅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参加游行的少数学生犯下的罪行。行动的动机是爱国激愤。当时只有北京大学讲师梁漱溟大声疾呼：”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不幸，梁漱溟的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后，学生动辄罢课，有些学生运动暴力行动屡见不鲜，蔑视少数人的权利，沦为暴民专制的工具。据中央研究院吕芳上教授研究，从1919—1928年，138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中，发生暴力事件23件，占21.6%。他们烧报馆，抄部长的家，如此等等，罔顾法纪。

胡适、蒋梦麟等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920年5月4日，他们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沉痛地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

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学生的暴力行动由自发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比如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当时一些学生认为《晨报》的报道没有准确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就是站在敌对势力一边，于是把晨报社连同附近20多间房屋烧掉。而背后操纵这一行动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举着条幅游行。

第三，政务一定要公开。

五四游行示威，指斥曹汝霖、章宗祥（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驻日公使）是卖国贼，直到6月19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撤除他们的官职，运动才告一段落。

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真研究过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持平之论，都认为他们在处理中日事务中没有出卖过国家利益。检视他们一生的言行，不但不是卖国贼，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人士。抗战时期，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他们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28年瓦解，尽管政府领导人频繁更换，但都致力于收回国家利权，根本不是什么卖国政府。他们也渴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青岛和胶济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就以会上日本振振有词拿出来的”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来说，著名报人王芸生在1930年代系统研究档案后指出：日方提出用日本借款修筑胶济路两条支线，”中国方面乃提议将胶济沿线之日本兵撤至青岛等条件，以为交换……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一个被日本利用的失误，显然与卖国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此外，他们经手的西原借款条件也是优惠的。

民国北京政府被戴上卖国帽子，是国民党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辩护蓄意制造出来的，史家应该为前人辨冤白谤。政治家和公民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务一定要公开。要是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及时披露真相，从短期看，与示威群众坦诚沟通，有可能较快化解对立，出现政府与民间联手对抗侵略者的局面。而从长远看，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多数公民会较快成熟，冷静、全面、理性看待一切，抵制极端。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学会如何与示威群众沟通，造成恶劣后果，创巨痛深，值得深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五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

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1.它萌发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它的基本内容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信念：自由（最早译为”人有自主之权”），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理性思维（科学）。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三纲六纪（六亲）为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反对拜倒在圣贤脚下，以他们的言论为是非标准。
3.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19世纪，它开始改变精英阶层的观念和知识结构。20世纪更硕果累累，推动了废除以三纲六纪为骨架的中华法系，移植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推动了废除以读经为中心的科举制，建立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体系；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语文合一，适应工商社会快速沟通和传播的要求；移植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揭露了三纲吞噬人性的本质，为公民的自由、平等铺路；击退了儒教写入宪法的诉求；推动文学革命，促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

警惕走回头路

快两百年了，新文化运动的追求尚未完全实现，出于不同目的的非议却甚嚣尘上。有三条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值得铭记的：

第一，识破走回头路的圈套。
思想、文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统一，众声喧哗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是有些言论或明或暗传播宗法专制毒液，人们必须提高警惕，特别不要要让他们毒害青少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中国应该以儒教为国教！”这是什么话？

第二，全面、冷静认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维。从此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解释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化运动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维。从此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解释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论者一再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为题撰文，强调以下观点：
1.在社会制度层面，自由、民主、法治是贯彻始终的现代人类共同价值，毫无妥协的余地，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在这里已没有发言权。
2.在非制度层面，多元文化是常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然淘汰。各方君子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价值的解释，最出色的也不过是有待时间检验的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3.移植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科，文学艺术的成就已远超前代。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被西方”殖民化”等等，都与实际不符。有些论者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口口声声维护本土传统，反对”殖民化”，不伦不类，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坚韧面对社会转型的长期性。
任何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都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由于历史积垢深沉，加上学习苏联的负面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中国共产党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循名责实，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所有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袁伟时历史学家、中国中山大学退休教授
——BBC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中国一家长支付650万美元帮子女进入美国名校

2019年4月28日 06:21
杜林

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生2019年3月14日在校园内步行。
华盛顿 —
美国媒体说，目前正在调查的美国入学丑闻牵扯到中国学生，一名中国学生的父母为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就读支付了650万美元。

这起入学造假案件涉及洛杉矶南部地区的钥匙全球基金会（Key Worldwide Foundation）。美国广播公司27日说，美国麻萨诸塞州地区检察官莱灵（Andrew Lelling）3月12日对基金会负责人辛格尔（William Singer）等50人提起公诉，指控他们通过考试和申请造假，帮助有钱人的子女进入美国大学。辛格尔承认有罪，罪行包括帮助学生在SAT和ACT考试中造假，或者在为有些学生填写入学申请时谎称申请人是学生运动员。

检察官莱灵指控说，辛格尔为此收取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贿赂。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这个被称为校园蓝调行动（Operation Varsity Blues）的案件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中国的家庭是辛格尔入学案件中最富有的客户，其中一个中国家庭为了能让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向辛格尔支付了650万美元。

另一个中国学生叫郭雪莉（Sherry Guo），家长为了她能够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向辛格尔支付了120万美元。法庭文件把郭雪莉列为“耶鲁一号申请人”（Yale Applicant 1）。郭雪莉的律师斯波尔塔斯（James Spertus）就此发表声明说，“郭小姐不熟悉美国的入学申请程序。她希望到哥伦比亚或者牛津上大学。她原本不希望申请耶鲁，但辛格尔在耶鲁有关系，就说服她申请了耶鲁，让她很失望。在中国，学生们被告知到哪里上学。所以从文化层面来说，与一位习惯自由选择的在美国长大的学生相比，辛格尔对她的指示似乎并不离谱。我一点也不认为郭雪莉案情的罪责十分清晰。”

斯波尔塔斯证实，郭雪莉五年前从中国来到加州，在圣胡安加皮斯特拉诺市（San Juan Capistrano）上的塞拉天主教高中（JSerra Catholic High School），并学了英语。

报道说，辛格尔丑闻还涉及好莱坞明星，获奥斯卡奖提名的女性哈夫曼（Huffman）本月早些时候就向法庭认罪，最高可面临20年的监禁。

曾在网上发表，已消失。现据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1日出版的《魂萦未名湖》未删节本扫描上网，该书是附在《未名湖水润沙滩》之后，保留原状。——本文作者注，2019年5月1日。

今年（公历二〇一九）注定是个不让当局省心的年份，中国将迎来多个历史纪念日，除了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达赖喇嘛出走六十周年等等，还有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在中美贸易战和陷于国际社会孤立的大背景下，中共当局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党内国内矛盾激化，维稳保政权成为第一要务。这也令原本难以自圆其说的执政理论，演化为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出现了种种百年罕见之怪现象。

 

怪象一：北京大学打压学生

没有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没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氛围，五四运动很可能不会发生。胡适一直认为这是思想运动政治化，主张将两个运动加以区分。

按中共官方史学的说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三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著名的“亢慕义(Communism)斋”就是该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北大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同年十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成员几乎都是北大师生。中共“一大”前，全国八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有六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师生和校友；全国五十三名党员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二十一人；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有北大师生和校友五人。由此可见北大在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祖庭地位，五四运动也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象征。

马克思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十月革命后形成了俄国山寨版。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毛泽东更以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自居，其实他所引入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再与本土封建主义杂糅，形成中国特色山寨版，被称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末期，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遭遇溃败，仅残存于少数国家，东西方冷战时代结束。

中共十八大以来，保住执政地位成为第一要务。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向左偏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举办各种讲座和活动，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增添“理论自信”。二〇一八年恰逢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五月五日至六日，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期，北京大学等多座高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组织，反倒成了官方眼中的异端。这批天真的左派学子，历经官方教育生产线的洗脑，貌似真信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社会实践中，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有产阶级专政”之国，官方说教严重背离现实。他们试图遵循伟大革命导师的教导，效法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前辈，走与工人阶级结合的道路，为劳苦大众争取权利；却迭遭当局打压整肃，活跃分子失去人身自由，学会社团被劫夺。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一项天职，是主动保护学生，捍卫大学校园的思想自由。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中共温床，如今学校当局打压青年学生，是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亵渎；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洗脑导致基因突变，诞育出另类掘墓人，则是对山寨版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

 

怪象二：清华大学整肃教授

说完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策源地的北大，再来看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发祥地清华大学。

当下清华大学最出风头的事，是校方对法学院敢言教授许章润做出停课、停职和审查的决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

此举带来的恐怖与愤怒，引发了教育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弹。清华校友以及教授、学者等各界人士联署的抗议信说：“许章润先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发表评论， 实属其大学教授的本职， 也是他忧国忧民的体现。 发表自由的学术观点当是清华创建一流大学的前提。清华大学剥夺许章润教授的工作权利，不仅有违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教师法。 清华大学此举，背离了清华一向倡导的‘学术独立’的传统精神，也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不符……”。

清华大学有尊师的传统，清华国学院时期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创造了校史上的辉煌。梅贻琦校长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其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至今为人称道。 有人调侃说，要处理许章润，就必须把清华校园内陈寅恪撰文的王国维纪念碑移走。碑文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大学精神的最佳诠释。

中国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是“舶来品”，亦即中共历来反对的“西方那一套”。大学是思想学术自由的独立领地，政府、政治团体不得介入，是文明世界正常国家的通例。民国时代清华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的管理权在清华教授会，体现了美式校园民主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逐渐脱离人类文明主流，成为一党专政的不正常国家。从一九五〇年代的“院系调整”开始，中国教育备受摧残磨难。历经从“全盘西化”到“全盘苏化”的脱胎换骨改造，“教授治校”变成“党委治校”。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学术大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出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师道尊严扫地以尽。

清华大学作为毛时代教育灾难的受害者之一，文理科建制被肢解切除，成为单一的工科院校，为国家机器生产各种标准零部件。“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文理学科建制，但“党委治校”占位，大学精神之魂难回躯壳，在“教育产业化”和学术腐败中向“学店”演变。大楼盖了不少，大官出得最多，大师却一个没有，大学应有的创造力、批判性和社会关怀日见式微。在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出现了体制性的全面倒退。教育部长吹牛2049年中国教育将成“世界第一”，可谓贻笑万邦。

“党委治校”把大学办成了党校，甚至沦为针对思想学术自由的专政工具。近年因言获罪的高校老师有：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橘红、重庆师大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等。上月“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思想政治教育被强化提升为课堂主阵地，随即发生了许章润教授等被整肃的事件。以教授学者为假想敌制造文字狱，囿于文化水平，蠢在抱薪救火。

“五四”“六四”纪念日临近，此种杀一儆百手法，或为针对高校形势采取的预防措施。有道是“总有刁民想害朕”，“四个自信”不知何处去了？

 

怪象三：“赛先生”监控“德先生”

这轮中国高校风潮中备受诟病的，还有学生中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不少教授获罪的起因，是学校当局鼓励告密的特务政治。不仅教师受监控，学生之间也互相监视；不仅学生告密，教师之间也存在揭发举报的案例。在“党委治校”下的大学校园，除了奖励人工告密，还上了科技手段。教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被“电子眼”记录存储，一旦有人举报，即可作为治罪证据。人机监控并行，师生互设心防，教师人人自危。

早在十年前，《中国教育报》就展开过一场关于摄像头进课堂的争论，反对意见占相当比重。直到四年前，告密与监控在舆论上仍不占上风。近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普及，监控已发展到无处不在。当局利用“天眼”网络监控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等技术，对城市和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调查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包括机场、火车站和街道)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比美国多出1.26亿个。未来三年攀升至6.26亿个。除大学校园普及监控外，监控中小学生的“智能校服”正在推广；针对高中学生的多姿态人脸检测和面部表情识别技术，也已开发成功，不仅可获取学生在课堂的情绪变化，甚至可指定跟踪对象，对其在课堂中的状态进行统计分析。

当告密、揭发和批判老师等“文革”僵尸借助现代科技还魂的同时，毛时代的造神工具“红宝书”，也以新时代数字化升级版的形式卷土重来。由阿里巴巴公司团队“Y项目商业小组”开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广的“学习强国”APP，被强势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国企单位的公务员和共产党员安装，目前已占据Appstore免费软件下载排行第一名。该平台包含“要闻”、“新思想”、“时政综合”等板块，收录大量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与影音，以及学习资料、课程等；且引入“学习积分”系统，用户的日常操作如登录、阅读文章、观看视频、发表评论和答题等操作累积“学习积分”。不少单位搞“一刀切”，将员工的“学习积分”与工作绩效挂钩，搞得怨声载道；有人为此开发了刷分工具软件，也遭到处罚。

这种洗脑工具，也隐含着极权体制的“窥阴癖”：据香港《明报》3月10日报道，安装学习强国，需要向该APP授予包括真实姓名、位置等多达十九项具隐私性质的权限，如同移动监控设备。网上一则题为“北京大学学生安装强国APP提醒”的帖子称：“请不要在常用手机上安装强国APP；手机在安装强国APP之前，请检查并删除不符合维稳原则的照片、视频、文档等资料，否则APP权限是可以读取扫描手机文件并进行审查的，如果含敏感文件或接受处分。”

很多贴近官方主流的APP，被指有过多的不当权限要求，以协助窥探隐私。思想言论控制不仅在体制内雷厉风行，也将天罗地网扩展至整个社会，社交媒体微信、微博的封号封群成为家常便饭。监控不仅从线上扩展到线下，还从境内追杀到境外。去年以来，一些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吐槽的网民，不断被警方约谈，强令删除推文甚至关闭推特账号。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上世纪九〇年代互联网在中国登陆时，人们以为可借助高科技扩大启蒙，推动民主。二十多年后忽然发现——科学异化成各种压制民主的技术，沦为专制的帮凶。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场景，以及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前东德秘密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已成当今中国社会之常态。

有人提出，监控民主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其实在实践中很难将科学与技术截然分开，科学可以涵盖技术，技术却未必能代替科学。例如在遗传科学领域，不久前中国科学家以基因编辑技术培育转基因婴儿，舆论哗然；近日中国科学家首次在猴中转入人脑基因，继续挑战科学伦理。你很难界定，这些肆无忌惮的研发算是科学还是技术，甚至两者都不是。

英国作家A·L·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预言未来人类人性泯灭，以试管繁育孵化从领袖到平民、奴隶的五大种姓，成为在严密科学控制下，身分被注定的生物，并通过睡眠学习、心理操控、建立婴儿条件反射等科技控制社会。如今，传承“红色基因”的潘朵拉盒子已经打开，未来“红色基因”被植入胚胎，批量制造“红色接班人”及各种配套人群：从国家机器工程师、维修工，到“朝阳群众”、劳苦大众……，或将不是梦想，细思恐极。

科学和技术无罪，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专制独裁会阻滞科学创新，也会威胁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

 

复盘：历史倒车疑无路

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夕，我发表过一篇《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明报月刊》二〇〇九年五月号），讨论了五个问题。

一、历史误读，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二、中国需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三、中国的“文化酱缸”，不断将外来主义和文化改造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四、从“打倒孔家店”到当下的“新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沉渣泛起。五、高举“五四旗帜”阉割“五四精神”的自宫仪式。文末曾有如下提示：

“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

“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十年过去，上述担心不幸言中。对“五四”百年的纪念难以正本清源，社会前景变得愈发混沌。坚持开历史倒车，看不到可持续性。

二〇一九年清明节 北京风雨读书楼

香港《明报月刊》二〇一九年五月号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增补

21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 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六四”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 、“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变成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成毁灭文明伦理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俨然以正统自居。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及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旗号，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术研究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孔子作为中国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在“工程师治国”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2009年4月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香港《明报月刊》2009年5月号

 

本文系2005年2月16日首发于五柳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建立的【满天风雨看潮生】，网址是http://blog.bcchinese.net/sltao/archive/2005/02/16/10481.aspx  （原件已消失，仅显示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中。）现在发出的是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1日出版的《魂萦未名湖》未删节本扫描图片。

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到了，五月五日，在美国纽约的北京大学同学会，将在纽约举行纪念活动。我因为要参加林世钰的新书《高耀洁晚年口述史》发布会，安排在同一时间，我不能分身，便写一些感言，作为我对纪念会的发言吧。

我知道五四是青年节，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1949年五月四日，我在冀中第一中学参加纪念大会。那是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我们在大会上高唱一支歌是《团结就是力量》，这歌声至今还有胸中廻响：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是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1957年五月四日，我在北大度过，这年的五四难以忘记。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解放后，将五四定为北大的校庆。我们忘不了北大红楼。这年，北大创办了学生的文学刊物取名《红楼》，是北大团委和学生会联合办刊。我当了《红楼》的诗歌编辑，林昭同学也是诗歌组的编辑。为纪念五四，我们红楼编辑部沿着当年五四游行的路线重走一遍，《红楼》在五月这一期上发表了《沿着五四的道路》记录这次重走。这一期还组织了纪念五四的组诗。1957年5月4日，在北大东操场举行了五四营火晚会，那火光，虽六十多年过去，仍闪亮在我心头。纪念五四的组诗，发在这五月的红楼上。封面是风雨欲来的一幅国画。而不久，北大开始的反右运动的暴风雨，将北大民主的火花扑灭了。

我和五四运动有特殊的感情，还因为我在六十年前的1959年曾参加北大创作反映五四运动电影剧本，因为这一创作，我有机会采访了当时健在的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我留下了采访片断笔记。

我已写完我的自传第三卷《北大：青春岁月》中，有这样的记录：

从《雷之歌》到《雷声》

1959年1月我们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了红色中国文学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什么不能在文艺创作上放一个“卫星”？于是中文系1955级成立电影创作组，要创作一部反映五四运动的剧本，以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

创作组由四人组成：张炯，张时鲁，杜学钊和我。系主任杨晦，是当年“火烧赵家楼”中的主角，他做了我们剧本创作的顾问。

我们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了1917年到1921年的《晨报》、《顺天时报》查看当时的历史档案，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翻阅资料数百万字，并采访了五四运动时代的老人和参加者，我们得到北京市委和北影的大力支持。当时采访过的有：魏建功、冯友兰、川岛、冰心、张恨水、刘清扬、李星华、许德珩、罗章龙、刘仁静、臧克家等几十位前辈。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杨晦先生；谈天津“觉悟社”最多的是刘清扬先生。

我们剧本名字是《雷之歌》，完成初稿（实是详细提纲），由北大打印，献给了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1959年下半年，开始“反右倾“，我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人，便无心思去修改此稿。北影厂编辑部给我们以鼓励，要我们不要放弃这个题材。

1960年大学毕业，杜学钊分配到南方去了；张炯分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时鲁分到中国剧协，我到了中国曲艺家协会。这年九月，由北影借调作者，我和张时鲁到了北影招待所，重新开始《雷之歌》的创作。几经交涉，文学史不放张炯出来，那四人的创作组变成我和张时鲁合作。

著名导演，称北影四大帅之一的成荫看中了我们写的这个重大历史题材，在艺术上给予了指导。在北影三个月，又写成了一稿，由北影文学部正式打印，分送领导和专家，听取意见。

我拜访了当时正在写《鲁迅传》的剧作家陈白尘。他说：写五四运动和我们写鲁迅，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对一些人物的历史评价。因此，我们剧本就此搁浅。

19年后的1979年。北影厂接受夏衍同志建议要写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 。他说：“今日有四五，当年有五四，精神是相通的“。北影又记起了我们的《雷之歌》，便邀请我再到北影招待所重写剧本。此时，原合作者张时鲁已调内蒙，张炯在文学所委以重任，难以抽出全部精力，他与我研究一段时间，便回所去了。著名摄影家、导演朱今明决定导此剧，并发了消息。我终于在1980年3月，完成修改稿，改名《雷声》在北影《电影创作》1980年7月号刊出。

雷声隆隆又滚过了四十年岁月，但至今仍未见到反映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搬上银幕。

 

2009年五四，应该是北大一百一十一年的校庆。我应北大校友会的邀请回北大参加纪念活动。在校友会上，我有一个发言，至今这个发言还在网上保存。现在原文录下：

 

各位校友：
我上台来讲话，是想通报一个事：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前，北大出版社要出一部书，都发了广告了，这部书是一百八十八名北大校友写的怀念北大的书，是发扬五四精神的书，这部书由北大季羡林先生题写了书名《梦萦未名湖》。有前任校长丁石荪、陈佳洱和当时现任校长许宏智题词。作者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教授，有年二十四岁的研究生，时间跨了七十多年，这部书从2004年，征集文稿，到2008年编完，花时五年，这部书理应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08年初，北大出版社按着上边的对出版的控制要求，将三十多名校友的稿子删除，由全书五十万字变成三十多万字。为了能面世，主编只能服从出版社要求。这样北大出版社便决定2008年4月出版，以迎接北大校庆110周年。没有想到在书正印时，出版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中宣部的什么人打来的，叫这本书停印。是何人，是因为什么，没有说，也没有发一个正式的文字。就这样，这部书便死于胎腹。
事发生后，主编多次和北大出版社领导谈，他们表示无奈。到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北大出版社仍没有动静，据说想通过教育部有关人员向上级反映此事。
这就是今天的北大，这就是北大出版社。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的五四精神吗？一百八十多校友，想发出一点怀念北大的声音，便被扼住喉咙，不许出声，而这一百八十多校友，也便任其扼住，没有再做声，只等待有人开恩，让出版社放行。
这部书有什么错误？不知道。是有人不适合写文章，是被内部控制的人吗？没有人说明。你们说出，哪篇文章不合你们的要求，我们删除还不行吗？不行，不定罪，便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我想今年总该放行了吧？我刚才问了副主编，他说仍没有动静。那就让它死吧。
这是北大发生的事吗？正是今天的北大发生的。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有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有学生自办的《新潮》、《国民杂志》，北大给予了资金的支持。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我今天在这儿是呼唤北大民主精神的回归。而现在是犬儒主义盛行的年月，这不是北大应有的品格。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想起五十年前，我们中文系决定写一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电影剧本，我和张炯等四位同学参加，由系主任杨晦做顾问。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写出来了，北影很重视；1960年，我们北大毕业，北影又请我们去修改了一稿，最后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没有定论而停下；二十年后，我又被请到北影，是因为夏衍同志建议的，他说，现在有四五，当年有五四，这精神是相通的。于是我又写出了一稿，并且有朱今明导演，但到今天仍没有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搬上银幕。为什么会这样，不也值得深思吗？是怕联想，怕引起人民由五四引发出思考吗？
五四运动九十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四月二十五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当年北大是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的地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的北大校长教授，都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头是硬的。而今天的北大，竟然有孙东东这样的教授，他对中国广大访民的侮辱的言论，理所当然的引起上访人的愤怒，这样的教授还有一点民众的感情吗？这真是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还有资格在这儿当教授吗，北大应对这样的人处理。
让五四精神回到北大吧。这就是一个经历过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的北大校友的期望。
我的发言，得到不少北大校友的支持和称赞，这从当时热烈的掌声中我感受到了，我说出的是大家心里的话。我接到北大校友，中央党校教授杜光的来信说：“我百分之百地赞同你的发言，这是义正词严的正义之声，呼唤权利的自由之声，它打破了多少年来校庆活动的官僚气和僵化模式，展现了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你的勇气和睿智，值得学习，值得弘扬。作为校友，我引以为荣。“

 我的这个发言和杜光兄的信，全收在香港版的《梦萦未名湖》一书中。

 

2018年的五四，是北大一百二十年校庆。我从美国赶回北大参加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的集会。看我当时写下的诗日记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回母校，与北大同学聚

1、

又步入了北京大学校门

我寻到逝去了的青春

两个华表看我与它合影

认得半世纪前的年轻人

2、

见到了蔡元培的铜像

我敬立在先生的身旁

这可是你当年的北大

可有兼容并包独立思想

3、

走进了北大五院

中文系早已搬家

告诉我在博雅塔下

却无法与同学对话

4、

115室，我终于找到走进

哪去了，我们的大学青春

一头头白发，一脸脸皱纹

跳动的可还是年轻的心

 

5、

找来毛笔，留下每人姓名

门前照相，留下每人身影

见一次少一次，都已老态龙钟

谁活到最后，才是真正的精英

 

我在日记本上留下名字：阎国忠、费振刚、开德、吴国瑞、孙钦善、曾景忠、谢冕、陈素琰、吴泰昌、戴钦祥、孙明惠、汪祖棠、李永祜、赖林嵩、李景华、吕微芬、陈丹晨、顾倬宇、古萍、谭家健、杨天石、张炯。

我听说，北大年轻人成立了五四当年李大钊先生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向同学们打听此事，回答是：我们这次聚会只谈友谊和健康，不谈国是，不议政治。我便无话可说，无话可问了。我们老了，真的老了，人老了，心也老了。

我今天感到，我们的北大也老了！他太老了！

 

2019年五月四日来了，我们在美国纽约的北大校友集会纪念，我因有另一个会，要我发言，我便不能参加北大校友纪念五四的聚会了。我就是参加这个会，也无话可说了。写此小文，作为对五四运动百年的纪念吧，这就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我无言！

2019年4月29日草于纽约

五柳村2019年4月29日23:54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