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 2019年6月4日

每年春夏之交，围绕六四的争论总会出现，今年适逢30周年就更不例外。就在前天，解放军将领魏凤和就六四又一次作出官方表态，总结下来不外乎又是那套“镇压镇出繁荣稳定”的共干说词，他更反问记者“你难道说六四我们处理不对吗？”

假若中共真的认为六四处理正确，那其实好应该大肆宣扬才是，毕竟好事好应该传千里，“镇压镇出大国崛起”分明是造福13亿国民的一大功绩，又何需30年来如此三缄其口？

中共对六四的隐晦，不主动提起，也不想和不准别人提起，其实是处理丑事的态度。这种取态正正反映中共心知肚明屠杀是大错，只是为了保住政权才一直以谎言掩盖真相。然而共干及其爪牙们越是以这种暧昧的“隐善”来表态，就越露出谎言的破绽，毕竟只有坏事才怕别人知道。讽刺的是，中共力图淡化六四，却又每年都“纪念六四”，北京木樨地地铁站每年这天都会有特别安排，此地无银到彷佛是生怕世人忘记曾经在这里发生的凶案。

六四镇压真的镇出了繁荣稳定吗？是否没有镇压中国经济就不会起飞？不要忘记30年前除了中国，民主浪潮也席卷东欧共产政权，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妨参照一下当年的“苏东波”诸国今天是何状况。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顺利实现和平转型，虽未及西欧富裕，但也发展迅速，波兰因其条件较佳，更有潜力成为新兴欧洲大国，而这些成功转型的国家不论贫富，其人权状况要比今天中国好得多。

反倒是当年至今“力行镇压”的国家，政权虽或易手，但专制政体没变，今天繁荣了吗？白俄罗斯仍是东欧最落后国之一，中亚五“斯坦”也没有富起来，俄罗斯则与中国一样，只富了既得利益集团。镇压镇出繁荣稳定一说又从何说起？或曰东欧今天无一国“崛起”如中国，但东欧也无一国像中国那样条件优厚、地大物博。历史可证，中国只要不是遇上天灾人祸，经济要繁荣起来一点也不难，即使是政局动荡的20世纪初，也曾出现过国民政府治下的“黄金十年”。

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六四镇压可说是毫无关系，只是解放市场力量使然，假如中国当年能顺利有序民主化，经济一样会起飞，甚至会少了很多问题。反倒是贫富悬殊、人权不彰，却正是六四镇压的后果。因为当人们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质疑时，当局总是以各种方法将异议镇压下去，使问题无从解决。而这些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国“繁荣稳定”的表象则有如在流沙之上建屋，随时有倒塌的危机。

徐贲：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点击后出现：

本文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徐贲著《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的一部分，《爱思想》网站三年多（2016-02-27 22:33:38）以前上网，可在今天有微信公众号发出后竟成了“违规违法”而迅速被封杀。特发出于此以飨读者。——五柳村，2019-06-05.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 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 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社会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政权就是极权。哈维尔在指出“极权是对每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的时候，特别强调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观念体系，它可以借用外来资源，包括与它敌对的意识形态(如“市场经济”、“资本运作”)，显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是，任何外来资源都必须为极权统治目的服务，因此也一定会被这个统治目的所同化，并转变为它自身的有机部分。因此，哈维尔指出，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极权，也会彻底地影响人的生命”，这包括因接受极权所制造的“正统记忆”，而丧失对真实历史的记忆。

极权统治并不能把正统记忆一一放进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可能把真实事件的经验记忆一一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组织化”的手段来对所有人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处理的，这种处理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被处理的人开始也许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得能够并且愿意积极配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比较纳粹和东德这两种不同的极权统治来作了揭示。纳粹和东德都是通过极权国家的组织力量，营造全体人民“一致”的景象，并通过形成天罗地网式的“组织”环境，来强迫和维持绝大多数民众的沉默，其他极权国家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亲自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纳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提醒党的领导们：“元首反复强调，党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对外保密。”希特勒的“反复强调”说明内斗在不断发生，正因如此，对外保密才格外要紧。一个自称代表绝对真理的党当然不能让群众看到，党的高层其实并未被这个绝对真理所统一。但是，再极权的党国也不可能单靠那些只忠诚而不能干的人来运转，它必须起用一些“能干”的人。然而，他们虽然忠诚，但却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党内高层领导中，那些最能干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党的弱点的。但是，这些人却又总是在加倍小心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运。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党内争论，他只能命令争论不外泄。与纳粹相比，苏联式极权专制的高层内斗更隐秘，对“全体一致”的外观门面维护得更严实。1980年，契尔年科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去年(1979年)中央全会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佩尔则(ArvīdsPel　e)补充道：“决议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说中央秘书处51次会议召开，通过1327项规定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说：“就像政治局会议一样，秘书处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一致通过”也是东德政治局开会的常态，至少是对外的一致口径，1989年10月政治局罢免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自己投的也是赞成票。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党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对党员，党有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可以确保“完全一致”，但党对普通民众就远不能那么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党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作了区分，追随者是那些有别于一般群众的“觉悟群众”。党员或党徒是忠于党的事业，为之斗争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人。追随者是投纳粹党的票的群众，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在所有紧要关头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投纳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对纳粹的。

在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上，希特勒说，他展望有一天，每一个德国人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只有最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成为党员。1933年3月戈培尔对无线电台从业者发表讲话，提出了把德国人百分之百争取到纳粹这一边的目标：“无线电台必须帮助我们巩固和捍卫这一目标。无线电台必须让我们时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让他们再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极权展现和证明人民对它“全体一致”的拥护，不光要用宣传所说的，还要用公共活动所做的。人民全体一致拥护纳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表演之一便是“选举”。

纳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权前的国民议会(Reichstag)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在1933年3月虽有操纵但还算相当自由的选举中获得了44%的选票。纳粹取得了政权8个月后，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跃升至92%，可见纳粹宣传的力量，当然这是在纳粹很得“民望”时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纳粹意外的不快时刻。1934年，兴登堡总理去世后的全民公投，纳粹得票率为88%，有的区得票率甚至不到70%。纳粹的宣传刊物《我们的意志和道路》评论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还有10%的德国人在观望，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争取到国社党国家一边。”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纳粹的得票率都是99%。

东德曾经是最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它的宣传同样极端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

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在纳粹德国或东德，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曾经是一样的想法，同样都支持纳粹或共产党。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与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样。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全体一致地与党发出同一个声音，极权统治使用的是贿赂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党的指示办事，按党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入党、入团或者至少“向组织靠拢”。

极权统治下的各种组织对控制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把每个人从自然和传统的群体中孤立出来，使他无法在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学、职业和公共团体等。孤独的人只能从党的宣传那里得到信息并将之接受为当然真理。孤独的人被安置在各种政治性组织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组织都处在极权统治的全面、彻底控制之下。除了作为权力基础的党、军队、警察，还有许多看起来是“民间”和“非政党”、“非政治”的组织，如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会、作家协会、残疾人协会、居民会等。对群众的正确言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正确行为(该不该开口说话)的教育，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的，“沉默”就是这两种“正确”的集中体现。

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社会统一党)都是成员众多的庞大组织。希特勒的目标是让1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这个目标一直没能达到。东德共产党的组织力比纳粹还要强，到1988年为止，德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共产党党员，党员自己宣誓绝对服从党的纪律，他们也是最容易“全体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党外群众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

纳粹时期，最大的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DAF)，90%的德国工人都是会员，这就和中国工人、教师等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一样。冲锋队(SA)、党卫军(SS)，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妇女会和其他附属于党的“群众组织”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甚至参加不止一个组织。

东德的情况也很类似，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FDJ)，1989年“德苏友好协会”有620万成员，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另一个名叫“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的群众组织也有众多的会员。而且每个人还不止是一个组织的成员。1979年，东德的一个化工企业1.9万名雇员中有97%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会员，84%已参加了“德苏友好协会”，71%的青年雇员还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24%是东德共产党党员。许多人还是这些组织中的各级干部，光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的成员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种头衔。哪怕是在群众组织中，各种头衔，如小组长、某某委员、干事，也给人一种“权力”的感觉。取得某种职位后，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视的机会，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宠的感觉。“先进”、“模范”这一类称号也能起到类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仅让当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让其他人羡慕、学习，照他们的做法有样学样。

群众加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被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相互监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开会、谈体会、说空话、机械重复，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效果，但其实是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东德共产党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印发了一本题为“在统一与和平斗争中，你的信是启蒙利器”的小册子，为写信提供指导，这次运动是由群众活动协调组织“国家阵线”发起的。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对于他们，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有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公民。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动。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自己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组织感和组织行动，包括适应和积极参与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实效的集体活动，不只用于成人，而且也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事实上，只有那些从小在这种组织环境中培养教育起来的人，成年后才会更适应于完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宣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宣传，而前宣传正是从幼年起就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的。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党的要求编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是该说的，他们在班上争先进，当班干部，依照的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1959年，东德学校给家长去信，要求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你的孩子开始受教育，这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接受系统的准备，预备为社会主义群体服务。孩子的群众组织，台尔曼少先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帮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参加少先队，那是对孩子成功发展的最大帮助”。12学校把这样的事告知家长，征求家长同意，家长当然不会不同意。

参加青年团(在东德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是青少年政治成长的下一步，20世纪50年代，东德有35%的适龄者是青年团员，到了60年代，几乎所有的适龄者都是青年团员了。少先队和青年团的不断扩大，乃至共产党组织本身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种由“同伴压力”维持的牢笼式管制环境之中，牢笼越大，锁链越长。在这样的组织牢笼中，组织内的人觉得自己比在笼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笼子里甚至成为一种“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咋想就咋想”成为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也是一件能够引起许多组织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组织所起的作用是把群众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级圈子，迫使那些内部的人更加顺从，而同时诱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顺从。即使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团和入党，入了会有好处，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别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15这种现象在党内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国共产党人雷昂哈特(WolfgangLeonhard)曾是东德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逃到西方。他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党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党的路线。跟这些人谈话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们是150%的斯大林分子。”层层叠叠的“组织”为无数的加入者制造了一个相互钳制的人际关系牢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谨言慎行，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以谎言加码的方式对自己的言行做“谨慎升级”。

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在纳粹德国，正确行为是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标准的。在东德，则以对党的忠诚服从为标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Stasi)的线报网要比纳粹严密得多。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Sturmer)上，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相当于立场不坚定)，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东德告密者的规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与“国安部”有某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邻居揭发邻居的网络。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一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党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活动分子和60个“死硬”异见者。

“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党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党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为了“正确目的”举行的群众集会也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恐慌。1983年，一个来自魏玛的团体要在东柏林举行一次反对北约的抗议集会。即便这一集会的目的与国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确，但却具有“自发”、“独立”的性质。集会那天，有大约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参加者说：“国家对于独立组织的集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无论集会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行。”这令人想起了一些灾难后的自发纪念集会，仅仅因为不是官方组织的，就遭到了取缔和禁止的命运。

没有人确切知道极权宣传到底有多少效果，从极权对任何公开异见和群体聚合的恐惧来看，就连宣传当局对自己经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没有信心的。强行禁止，逮捕不规行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维护宣传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尔说，任何有效宣传后面，一定得有利剑的支撑，东德国家安全部誓言要当好党的“盾和剑”。人们有公开的“正确行为”是因为深知不正确行为的严重后果，几乎没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剑”的。对1936年德国工人状况，有人这么说：“稍微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他们也是不会去做的。”东德民主人士、政治异见者纽伯特(EhrhartNeubert)问道：“在那时候的东德，谁会承认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数人，而且是在私下会承认。……这个制度就是靠恐惧来维持的。”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

他认为，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选编自徐贲著《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

【原标题】BBC | 六四30周年：维园纪念会场内外的民主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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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称18万人参加维园烛光晚会悼念天安门事件。

中国北京六四民运30周年，中国在严密管控下，官方与民间也没有大型悼念活动，30年前民众集会高呼民主和自由的天安门，早上照常举行升旗仪式，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难以搜寻到与“六四”相关或带有暗示的内容。

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罕有就“六四”表态，试图为事件洗白，以维持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名义将当年的武力镇压描述为合理。美国与欧盟分别发出声明，促请中国政府公开当年死伤人数，正视人权问题。

而香港则维持每年悼念的传统，大批民众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希望凭借点点的烛光，让记忆不会褪色，把历史传承下去。主办单位支联会表示人数超过18万人。但香港警方表示，最高峰人数约3.7万人。

铭记六四
在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上，与往年一样，同样有献花、默哀、致悼词、诵读大会宣言、全场演唱民主歌曲、播放“天安门母亲”成员录像讲话等环节。

现场不乏中国大陆的学生和游客，然而BBC中文记者要求采访时，他们大多要求化名、不能露脸，反映他们担心中国当局打压的疑虑。

就读香港大学的大陆学生黄同学对BBC中文表示，她对香港持续悼念“六四”感到敬佩，如果不是来香港读书，也许她对这段历史也会不闻不问，虽然她认为中国争取民主十分困难，“但至少有一群人支持当年的学生，我觉得这已很好，令我很感动。”

来自成都的曾先生今年44岁，30年前他曾为成都的示威学生在街上送水支持。他带着自己的太太和11岁的女儿特意来到香港，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认识到真正的历史。他的女儿说，“我今天是来学习关于国家的历史的，现在觉得这个国家不比其他国家好。”曾先生还说，香港原本应该是中国通往民主的跳板，但现在反倒受中国影响严重，对未来香港民主状况表示担忧。

今年40岁的香港市民陈先生，带着儿女参加“六四”悼念集会，他对BBC中文表示，作为父亲，有责任教育下一代，告诉他们历史，“在他们还没出生前，有一群人为他们牺牲，为他们争取民主自由。”他期待看到中国也能公开悼念“六四”的那一天。

55岁的邓女士表示，除了第一年以外，均没有参加烛光晚会，但这次30周年是特殊的一年，她表示，香港近期言论及表达自由的情况愈来愈差，《逃犯条例》令到很多香港人对这个城市没有信心，她担心日后连这个集会也没有，所以一定要出来发声。

香港政府并没有阻止维园举行悼念活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天的日子，很多人都有一个回忆”，政府尊重市民表达、言论自由。香港建制派议员拒绝就事件作出评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30年前曾表态要求北京当局道歉。

香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出席人數

图片版权AFP

香港警方在個別年份沒有公布出席人數，警方計算方法為「最高峰時期」的人數
Source: 香港媒體、支聯會及警方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支联会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约200人响应号召在尖沙咀出席悼念活动，他们寻求以香港人的角度去纪念六四。

香港大学学生会表示，不认同支联会以爱国情怀包装悼念六四，所以不出席维园的晚会，但港大学生会则在校园内洗刷国殇之柱，为死难者默哀，又在校内的太古桥，油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歼豺狼、民主星火不灭”二十个大字。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发现，支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人比率约有五成九，比不支持的比率多36个百分点，差距和过去多年相约，年轻人组别支持平反比率高达74%，显示年轻一代对民主的诉求。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多发展民主，是调查以来的新高，认为中国应该发展经济的，只有31.1%。

北京的记忆
在北京，30年前民众集会高呼民主和自由的天安门，早上照常举行升旗仪式，不过北京市的保安严密，警察会在铁路出入口检查途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许多外国记者不容许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些获准进去的人则被警告不能够拍照。

中国没有对事件有任何官方悼念活动。BBC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形容，中国每一年都采取大规模的“忘却”行动，启动了世界上最大的审查机器，在互联网上清理任何有关天安门事件哪怕最隐晦的信息，一些想避过审查的人，随时被关进监狱或是被扣留。早前沙磊在北京街头采访民众，问他们是否认识代表“六四”事件的“坦克人”的照片，约8成人表示不认识，但不清楚他们是害怕说自己看过，还是真的没看过。

有意无意的淡忘
BBC中文记者 发自北京

北京的天安门这天没有异常。

6月4日傍晚，北京天安门广场在零星的小雨中游客稀疏。在严格的安保下，这里井然有序，看不见有关30年前那场运动的任何印记。

拿着自拍杆的年轻人嬉闹着摆造型与国旗合影；等待降旗的游客正向孩子介绍天安门的历史；照相小贩不停询问是否需要拍一张游客照……

30年前，这里被誉为“自由的孤岛”，而如今，这里似乎成为了另一座“资讯的孤岛”。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淡忘，显然，这里的大多数人们不再愿意面对那段掺杂着血与泪的历史。

“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包括“天安门母亲”成员周二（4日）在北京当局安排下，到万安公墓拜祭亲人，家属读出悼词时表示，当年政府调动军队杀害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惨痛的时刻，家属指，执政当局对于“六四”惨案不敢面对，不敢回答，30年来装聋作哑，但历史是不会永远被谎言掩盖，被篡改的历史早晚会真相大白，敦促政府与家属对话。

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近期加强了对异见人士的监控，部分人“被旅游”，或是被软禁。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沙姆达萨尼（Ravina Shamdasani）表示组织亦接到就天安门事年周年而“增加审查”的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部门提升民众和平集会及表达的自由。

学运领袖王丹表示，抵抗专制，争取民主的路是“荆棘密布，看不到远方”，但是，追求理想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就算不合时宜，也要坚持下去，也要保持希望。

图片版权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学运领袖陈卫表示周二绝食24小时，因为绝食是当局不能控制的悼念方法。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早前说，1989年的运动中，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并平息“动乱”，保持中国稳定，是正确的决定。中国《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社评，形容“六四”是“褪色的历史事件”，又指事件犹如“疫苗”，令中国对政治动荡“免疫”。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当年避免走向前东欧共产国家的下场，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证明当局当年决定有助国家经济起飞。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政府早已就这场“政治风波”有明确结论，政府行动“完全正确”。

这些中国官方罕有的论述，引发香港和台湾舆论不满，港台网民、政客和媒体直斥北京为“六四”事件洗白，难以接受。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社交网站贴文指，指一个国家文明与否，在于政府怎样对待人民和过去错误，学运领袖封从德被拒入境香港以及中国防长的说法显示，中国政府无打算反省当年错误，还想继续遮盖真相。

台北市长柯文哲被问到怎么看魏凤和的说法时，他说“不要去理他就好了”，他说“六四”是近代史的悲剧，但他表示，如果没有人问他，他不会发表评论，否则会让对方感到不悦。

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中国大陆过去30年经济发展让人刮目相看，但也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覆辙，他同时期待大陆当局要有智慧地处理历史伤痛，能前胆开展一个符合大多数大陆民众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台湾民主蜕变的过程与信念，也可提供大陆迈向政治改革开放步伐参考与借镜。

台北亦有举行纪念晚会，主办团体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认为，“六四”示威学生让台湾在处理民主运动的时候，知道不能重蹈覆辙，让台湾迈向民主化加大了动力。“我们抱着怀念和感恩的心情，来看待当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事件，对于台湾民主化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欧美促请北京保障人权

欧盟发声明向天安门的遇难者致衷，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莫盖思妮（Federica Mogherini）在声明中表示，要求北京全面负起责任，提高保障人权，强调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人权一直会是重要的基础。

英国外长亨特（Jeremy Hunt，侯俊伟）发声明，呼吁中国容许人民可以和平示威，享有表达自由。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赞扬当年争取权益的中国人“勇敢”，启发全球下一代争取民主自由，他说，过去美国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系统，会发展成一个更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碎，一党专政下继续侵犯人权，特别是新疆打击的宗教自由。他促请北京公布当年死伤及失踪人数，安抚这段历史中黑暗一章的遇难者，并停止任意拘捕异见人士，放弃打压宗教与言论自由的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因应弗吉尼亚州枪击案，下令所有驻外使馆下半旗致衷，令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下半旗，使领馆也在社交媒体播放美国制作有关当年的片段，并指这些影片在中国会被审查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蓬佩奥恶毒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大肆抵毁中国人权和宗教状况，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这种痴人说梦式的胡言乱语，注定要被扔进垃圾堆，奉劝打着民主人权晃子的人，停止损害中美互信的言行，否则只会沦为国际社会笑柄。他被问到六四事件会否重演，耿爽反问记者有没有这方面担心，强调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更关心中国前途，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

中国数字时代 2019年6月4日, 5:31 下午

闾丘露薇 @roseluqiu · 12小时12小时前
人民不會忘記

上午9:01 – 2019年6月4日（推特在美国，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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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华尔街日报 | 香港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悼念遇害者

据守夜活动的组织者估计，逾18万人周二参加了这个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出席人数与之前的最高纪录持平。

Natasha Khan / Joyu Wang
2019年6月5日17:35 CST 更新

天安门流血事件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人们在香港悼念遇害者。据活动组织者说，超过18万人参加了守夜，出席人数与之前的最高纪录持平。与此同时，当地人因自身的自由日益受限而表达愤怒。

演讲者引领出席活动的人们手捧蜡烛高喊口号，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并为1989年因要求民主而在北京惨遭杀戮的抗议者们主持公道。当年，军队是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命令下镇压了抗议者。共产党起初将亲民主抗议称为“反革命暴乱”。

当地民众对香港的自由度正在下降感到愤怒，这种情绪也促使人们纷纷参加烛光守夜。最近一次引发众怒的是，拟议中对引渡条例的修订将允许嫌疑人被移交给中国大陆，让他们在更不透明的法律体系下接受审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言赞誉30年前发生的天安门学运为一场“英雄式的运动”，并强调直至今日，这场运动依然能时常唤醒全球热爱自由的人的良知。港台今晚将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

六四事件中，示威者阻挡坦克的照片和影片曾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一幕。不过在北京当局严加审查下，许多中国人都宣称完全没有看过这个画面。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政府周一 (6月4日) 表示在全球纪念天安门血腥镇压之际，华盛顿已对中国的人权情况失去信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30年，美国期盼中国在加入国际体系后，会让社会变得更开放与包容。 然而，这些希望现在都幻灭了。 中国人民现在面临新一波的打压，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新疆自治区尤其严重。 中国政府试图系统性的抹灭维吾尔文化并消除伊斯兰教。 ”

中国驻美大使馆针对这样的言论立刻表达强烈不满，并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相关言论是出于偏见和自大心理，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声明中强调:“中国人权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好。”

蓬佩奥还说了什么?

蓬佩奥也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完整的死伤名单，让所有受难者都能安息。 此外，他也重申中国应该释放所有因试图行使基本权利跟自由而被关押的人民。 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曼南德兹 (Robert Menendez) 在出席一场天安门纪念活动时则表示，美国应该在抨击中国人权纪录的同时，审视自身的人权情况。 他说: “针对人权议题，白宫不是无声无息，就是胡乱搧风点火。 ”

而在同一天，中国罕见透过环球英文网来合理化天安门血腥镇压。 该篇评论将中国在天安门学运期间的所做所为称为政治上的胜利。 文章提到: “犹如对中国社会施打疫苗一样，天安门事件大幅提升了中国对未来任何政治抵御的免疫力。 ”

在六四天安门30周年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中国公开完整的死伤名单，让所有受难者都能安息。

港台办天安门30周年纪念晚会

一如以往，香港与台湾的公民团体预计在6月4日当天举办纪念烛光晚会。 香港支联会在内的42个公民团体周一 (6月3日) 发布公开声明，表示30年前在中国展开的民主运动已到了反思与再出发的时刻，并呼吁人民守护真相，“为死者、为公义、为未来继续战斗”。

声明表示: “我们要完全摒弃对专制的不切实际幻想，倚仗的是群众的团结与良心；我们需要深化如何让八九的民主精神体现在生活之中，以启发和承载后来的民主运动；更必须反思的，是中港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让两地的抗争相辅相成， 合力向一党专政挑战，而不是任由政权栽种的仇恨将我们孤立。 ”

香港预计于6月4日晚间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30周年的烛光晚会。 今年的参与人数预计可能因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争议，而大幅上升。 去年，超过11.5万人出席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打破惯例，罕见在总统府接见数名访台的六四亲历者。

同一天，数十个民间团体也将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举办六四纪念晚会，包含吴仁华、吴祚来、郝建、李晓明与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在内的多名天安门见证者与中港台民运人士都预计会出席分享经历。 此外，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也将以人权咨询委员会委员身分出席晚会，并预定在晚间8点发表演说。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也罕见的接见了多位访台的六四亲历者，并借机重申纪念六四血腥镇压能提醒台湾人历史上曾发生此事，让他们更珍惜现下所享有的自由与民主。 蔡英文周一 (6月3日) 接见了另一批中国民运人士，她在对谈中表示台湾关心中国的民主与人权发展，并强调: “希望中国可以往这条路走，这条路必然走得艰辛，但是走在这条路上，如果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都会尽力来做。 ”

杨威廉/夏立民 (综合报导)

日期 04.06.2019

发表时间 04-06-2019 更改时间 04-06-2019 发表时间 14:07
作者 小山

法国电视台France 24刊登1989年6月北京长安街景状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发声明，要求中国全面及公开交代在当年被杀或失踪的数字，同时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停止宗教及政治迫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回应指有关声明是“打着所谓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制度，诋毁中国内外政策，挑衅中国人民”，表示强烈不满及坚决反对。该大使馆说现时中国人权状况属于历史最好时期，并指出中国情况“中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据香港01今天报道说，就六四三十周年，中国驻美大使馆说：现时中国人权状况属于历史最好时期。

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表示强调，对于“上世纪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有定论，并形容现时“中国人权状况属于历史最好时期”，“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推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据该发言人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已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正确道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为国际人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

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消息指发言人在最后重申，中国的情况“中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任何人企图以种种借口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蛮横霸凌，任何人企图鼓吹‘文明冲突’、对抗时代潮流，都不可能得逞，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蓬佩奥就六四发言，但中国反批自大。

中国今天指控美国攻击中国体制，中伤中国政策，还说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上提出“偏见、自大”的评论。

法新社说，中方之所以动怒，是因蓬佩奥先前发表讲话，说华府对中国人权改革上“已丧失希望”。

据德国之声今天指出，美国呼吁中国正视六四，但北京批华盛顿自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言赞誉30年前发生的天安门学运为一场“英雄式的运动”，并强调直至今日，这场运动依然能时常唤醒全球热爱自由的人的良知。

该报道说，美国政府周一 (6月4日) 表示在全球纪念天安门血腥镇压之际，华盛顿已对中国的人权情况失去信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30年，美国期盼中国在加入国际体系后，会让社会变得更开放与包容。 然而，这些希望现在都幻灭了。 中国人民现在面临新一波的打压，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的新疆自治区尤其严重。 中国政府试图系统性的抹灭维吾尔文化并消除伊斯兰教。 ”

中国驻美大使馆针对这样的言论立刻表达强烈不满，并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相关言论是出于偏见和自大心理，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声明中强调:“中国人权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好。”

据报道说，在六四天安门30周年前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中国公开完整的死伤名单，让所有受难者都能安息。

据自由亚洲今天报道，美驻华大使馆twitter悼六四。

美国驻华使领馆官方twitter今日先后发出有关六四的帖文，其中包括“1989年6月4日，武装部队冲进天安门广场，强行驱逐要求民主的示威者，至今对当时死亡、受伤和被捕人数没有官方说明。”、“我们向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们致敬。发生的事件仍在触动我们的良知，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
美吁中国正视六四 北京批华盛顿自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发言赞誉30年前发生的天安门学运为一场“英雄式的运动”，并强调直至今日，这场运动依然能时常唤醒全球热爱自由的人的良知。港台今晚将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

赵家与中共领导层渊源颇深，赵小兰的父亲与江泽民曾是校友。赵小兰多年来利用她在中国的人脉和知名度来提升家族航运公司福茂的形象，北京的产业政策给这家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赵小兰是特朗普政府分管美国航运业的最高官员。她的家族船运福茂集团与中国精英阶层有着深厚的联系。CreditCreditTom Bren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By Michael Forsythe, Eric Lipton, Keith Bradsher and Sui-Lee Wee

June 3, 2019

这封邮件是拂晓前发到华盛顿的。一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就一个“操守问题”向国务院发出紧急请示。

“写这封信是因为驻华使团正在筹备交通部长赵小兰访华事宜，”这位官员在2017年10月写道。

据了解这封电邮内容的人透露，为了此次首度以特朗普政府阁员的身份访华，赵小兰的办公室提出了一系列有违常规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联邦官员为至少一名家人的出行安排给予协助，并让亲属参加与政府官员的会面。

一份部分被涂黑的电子邮件，内容是关于赵小兰一次前往中国的旅行计划。要求安排家庭成员参加活动引发了伦理方面的担忧。

赵家在中国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拥有的一家美国航运公司，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权贵有着密切联系，该公司的大部分业务都集中在这个国家。自国务院和交通部得知这一操守问题，加之时报及其他媒体就其行程和随行人员提出质询后，赵小兰突然取消了此次访华计划。

“她有一些相当富有的亲属是与航运业有关的，”一名参与商议此次访华事宜的国务院官员称。“这些会面对他们的商业利益存在潜在影响。”

知会华盛顿的举动很不寻常，那位官员称，由此可见一些国务院官员对此事深感担忧。由于未获授权，该官员不能代表国务院置评。

[赵氏家族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中都拥有深厚的关系。这里是你应该了解的五个要点。]

另一位国务院官员阮大为(David H. Rank)是在2017年卸任驻华使馆使团副团长后得知此事的。“这件事极为不妥当，”他这样评价赵的要求。

交通部没有给出取消行程的原因，不过一名发言人后来援引了特朗普总统当时召集的一场内阁会议。这位发言人说，赵作为部长的行动，与她的家族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并无关联。

赵小兰与其家族航运企业福茂集团(Foremost Group)并无正式层面的关联，亦不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她和丈夫、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从她的父亲赵锡成那里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赠予，后者一直执掌该企业，直至去年。赵氏大家族向麦康奈尔的政治竞选捐款在100万美元以上，其中包括她的父亲，以及妹妹、福茂现任首席执行官赵安吉，两人都引起了国务院的关切。

左起：米奇·麦康奈尔、赵小兰、赵锡成和赵安吉。CreditStephen Crowley/The New York Times

从采访、产业报备文件和两国政府文件来看，赵小兰多年来反复利用她在中国的人脉和知名度来提升公司形象，北京广泛的产业政策给这家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这些政策本身则是中美外交紧张关系的核心问题。

如今赵小兰已是特朗普政府分管美国航运业的最高官员，而这个产业本身则江河日下，远逊色于中国的竞争对手。

她为家族生意出力——在推广活动上抛头露面，和父亲一起接受中文媒体采访——与此同时，作为一家美国企业，福茂集团与中国政府联系之密切，实属罕见。

福茂从一家中国政府所有的银行得到了数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则将这个国家所施行的政策列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公司的主要业务——运送中国的铁矿石和煤炭——是一个推动了中美贸易战的因素。这场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白宫对中国的一项指控，称其向全世界倾销得到了政府补贴的钢铁，损害美国生产商利益。

福茂的规模在业内相对较小，不过一家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国有船厂很大一部分订单都来自于它，此外它还和一家中国国有钢厂以及全球大宗商品公司签订了长期包运合同，保证了稳定的收入。

赵安吉和赵锡成都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旗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该集团是为中国军方以及福茂等其他客户生产轮船的国有企业。赵安吉还是船厂的头号贷款方中国银行的董事，一度在中国政府创办的贸易促进组织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任副理事长。

赵安吉周五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的那些董事会职位很普通，并且强调福茂集团在全球开展业务。她否认在一个由中国制造业主导的世界中，该公司“对中国的侧重”超出了其他大多数散货船企业。“我们是一家国际航运公司，而且我是一名美国人，”她补充道，“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那么就不会有这种对中国的关注。”

赵锡成未能接受采访。两周前，该公司的一名代表收到了时报的书面提问，周五，该公司以一份情况说明做出回应。

据赵锡成的传记所述，福茂在1960年代末曾与美国政府签订向越南运送大米的合同，不过公司在美国的存在已经所剩无几，只是在曼哈顿中城有一间不起眼的集团总部。它的船在利比里亚和香港注册，通过一些马绍尔群岛公司持有。

自赵小兰就任交通部长以来，记录显示，该部在预算中不断要求，对那些旨在稳定深陷财务困境的美国航海产业的项目加以裁撤，并设法停止向联邦小型民品造船厂补助项目以及给国内造船企业的联邦贷款担保提供经费。

在她执掌下，交通部试图在预算中削减一个拨款项目的经费，该项目维持着60艘悬挂美国旗船只的运营，此外还想缩减新船购买计划，该计划将会培训美国人作为这些船只的乘员。（在中国，赵家出资建立了培养中国海员的奖学金，还捐赠了一台轮船模拟器。）

赵家为上海海事大学的船舶模拟器提供资金，并为培训计划提供奖学金。Credit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国会两党协同否决了该预算削减计划，其中一些举措次年再度被提起。削减的反对者包括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阿兰·劳恩塔尔(Alan Lowenthal)，他的选区内有一个规模在全美居于前列的货柜码头。

“中国政府在大举进行航海扩张，而我们则在背道而驰，”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时候会有一场危机，我们会需要依靠美国的航海业，但到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

赵小兰拒绝接受采访，但交通部提供了一份书面声明。

“初到美国时，我的父母和我身无一物，唯深信这个国家的根本善意与仁慈，以及它带来的机遇，”赵小兰说。“我的家人都是爱国的美国人，过着一种有充实目标的生活，对这个国家贡献良多。他们是美国梦的体现，在父母的启发之下，我们几个女儿都在回馈这个我们深爱的国家。”

交通部发言人称，时报报道为将赵在交通部的工作和她的家族生意经营联系起来，网罗了“诸多含沙射影与凭空臆断”。

部方官员称，赵小兰执掌下的交通部是美国航海业的守护者，并表示有多项削减提议是往届政府提出的，而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着力增加经费。

现年66岁的赵小兰生于台湾，父母在1940年代末逃离中国大陆，而后在她尚在学龄时定居美国。她1970年代曾在福茂工作，不过已有数十年不在公司担任正式职务。

随着政治声望的提升——她两次入阁，与麦康奈尔结婚已有26年——北京方面开始寻求拉拢赵家。一家政府所有的出版社近年出版了她父母的授权传记，还举办有中共高官出席的发布仪式。去年她访问北京时，中方交通部长送了两幅她父母的手绘肖像画。

在去年一次前往北京的官方访问中，赵小兰收到了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左）赠送的她父母的肖像画。CreditPool photo by Jason Lee

赵家与中国的渊源此前已经引起过一些注意。2001年《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曾对此加以调查，当时的背景是共和党对华态度的软化。赵小兰得到交通部长提名时，ProPublica等媒体强调了她得到的职权与其家族企业的交集。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保守派作者彼得·施韦泽(Peter Schweizer)认为赵家给了北京过多的影响力。

时报发现，作为一个美国家庭，赵家在中国的势力大得不寻常，不仅在国有企业担任董事，还多次与该国一位前最高领导人会面，其中一次是在他自己的宅邸。这就让赵家在太平洋两岸都显得非同一般，拥有通往世界两大经济体权力最高层的切实政治关系。

赵的父亲在1964年创办福茂，几十年来与江泽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江是他在上海的校友，日后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从提交给中国政府的报备文件看，两名校友在1980年代重逢后，与江关联的一家向中国军方出售雷达的企业向赵家发放了股息。

赵小兰的财务披露声明显示，她没有来自福茂的收入，不过从她就任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劳工部长到2017年1月被确认成为交通部长这八年里，她至少四次前往中国。她的父亲至少有一次在她任劳工部长期间一同访华，那是在2008年，当时他出席了一些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中国的总理——中国最高层官员之一。

从公共记录可以看到，她从公司的成功中受益。她的父亲在2008年给她和麦康奈尔的赠予，助麦康奈尔成为共和党多数派领袖，他是最富有的参议员之一。三十年来的政治献金使赵氏家族成为肯塔基共和党的头号捐献者，而那里正是麦康奈尔的权力之源。

“这个家族与一个战略对手政府有经济联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反腐败专家凯瑟琳·克拉克(Kathleen Clark)说。“这令人怀疑，在就涉华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作出判断或提供建议时，那些家族和财务联系会不会对赵构成影响。”

蒸蒸日上的家族生意

交通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一直是其家族航运生意坚定的支持者，该公司运输原材料，支持着为中国的重工业发展。2017年1月，当参议院投票批准她的任命时，一艘运有铁矿石的散货船从加拿大起航。

这艘名为“宝梅”的船属于她的家族企业福茂集团(Foremost Group)。目的地是上海以南的凉潭岛上一个铁矿石转运码头。

两周后，在中国卸货后的“宝梅号”起航前往巴西采集另一批铁矿石，它穿过马六甲海峡，横跨印度洋。

“宝梅号”有三个足球场大小，这让它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所以在前往大西洋目的地的旅途中，它必须绕着非洲南端航行。在过去两年里，“宝梅号”在中国、巴西和加拿大的港口之间反复来回航行。

在这次旅程中，它于2017年5月到达巴西，停靠在圣路易斯的Ponta da Madeira Maritime Terminal码头，在那里装载上来自巴西内陆的铁矿石。

“宝梅号”由一家中国造船厂建造，资金来源于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的贷款，这家银行由中国政府所有。在2010年于上海举行的下水仪式上，赵小兰是嘉宾。多年来，这艘船被一家国有中国钢铁制造商租用，这为福茂提供了稳定的收入。

它是福茂集团所拥有的19艘船之一，该集团由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James S.C. Chao)创办，现在由她的妹妹赵安吉(Angela Chao)管理。

数据来源: VesselsValue

福茂的总部位于曼哈顿中城，但其船队主要聚焦于中国。根据伦敦一家分析全球航运数据的公司VesselsValue的数据，2018年初以来，在福茂运输的原材料中，有约72%运往了中国。

每年，福茂的货船会将数亿吨铁矿石、煤炭和矾土从全球各地的码头运输到中国。这些货物维系着中国的工业引擎运转，尤其是钢铁厂，其产品是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的原因之一。

制作：Rich Harris/The New York Times
资料来源：VesselsValue
“宝梅号”影像来源：Tropic maritime images
卫星图像：谷歌地球

在临近东海的长江岸边，耸立着四座巨大的龙门起重机。数千工人在它们投下的阴影中组装几艘货船，每一艘都有三个橄榄球场那么长。

福茂集团最新购入的轮船“心梅号”，在这座名为上海外高桥的船厂已经建成。未来几年里还会建造六艘类似的船，这些都属于2017年12月福茂在纽约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宣布的一份订单。

据这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福茂在1988年第一次下单，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成为该公司的头号北美客户。双方关系紧密到福茂直接将其上海办公室放进了这家造船厂的25层大厦里。

“我们决心继续在中国建造船只，”赵安吉在哈佛俱乐部的消息发布会上表示，当时出席的有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最高官员。“我的父亲是中国造船市场国际化的开拓者，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还在继续向中国定购船只。”

福茂集团船队的最新成员“心梅号”是公司从上海外高桥船厂订购的多艘货船之一。Credit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过去10年里，福茂有至少4艘船是依靠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比起通过那些商业贷款机构，这家银行往往给出较低的利率和较宽松的还款计划。银行当时表示，截止至2015年，他们已经向福茂提供了至少3亿美元。

赵安吉在接受时报采访时说，公司在2015年以后再也未向这家银行贷款，并称它的条件不及其他非中国的银行。她说，公司从来没有借过3亿美元——“远远不到”，这个数字她此前从未听说过。“他们在我们的融资里占比不是很大，”她说。

来自中国的文件显示，赵家与中国领导层有很深的渊源。

1940年代中国深陷内战之时，赵锡成进入上海的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校友江泽民在中共赢得内战后留在了中国，最终成为国家主席。赵锡成跟随战败的国民党去了台湾，据他的传记说，他后来成了最年轻的船长。

赵锡成在1958年前往美国，但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触发的两国关系解冻，使他在1972年回到故国，由此开启了一连串的访华之旅，从而确立了一个心系祖国的成功华侨形象。

赵锡成可谓手眼通天。根据上海一家纪念赵朱木兰——赵的妻子，已于2007年去世——的博物馆给出的资料，1983年他受邀到北京参加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并与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见面。

同样在1984年，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赵朱木兰购买了一家中国公司的股份，据中国企业文件，这家生产包括雷达在内的航海装备的公司与美国防务承包商雷神公司(Raytheon)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1984年，赵家入股了一家海事电子设备制造商，该公司面向中国军方进行销售，与当时江泽民任部长的电子工业部关系密切。

这项此前未曾报道的投资是通过一家巴拿马公司持有的。文件显示，中方公司赞扬赵朱木兰“支援国家建设”，称她是赵锡成的妻子，两人都是美国公民。

这家现已不存在的公司将部分产品的销售目标对准了中国军方，据公司文件和一名前雇员表示，公司的其中一个主要合伙人是电子工业部下属一家国有工厂，而该部当时的负责人是江泽民。这位名叫郑潮满的雇员还记得当时有“赵小兰父亲”的参与。

从当地政府的一则通报来看，这笔投资在几个月里就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收益，以至于赵锡成将利润捐给了他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基金会。他妻子的传记称，基金会资助了商船海员培训奖学金。

在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活动遭到残酷镇压后，赵家要求出售在公司持有的25%股份。赵小兰的一项高级政治任命两个月前刚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将就任乔治·H·W·布什( George H.W. Bush)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长。

交通部发言人称赵小兰对这一商业项目一无所知。赵安吉在采访中称，她父亲不“记得有任何持有，我们找不到任何相关材料”。

赵家在中国仍然保持着其他生意联系，包括那一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要给福茂建造的两艘货船。

1989年的赵小兰，当时她是布什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长。后来她还在小布什内阁担任劳工部长。CreditDoug Mills/Associated Press

公司的名人面孔

赵小兰当过八年劳工部长。作为第一位担任内阁部长的华裔美国人，小布什执政期间她在中国一举成名。她的家庭也因她新获得的名声而受益。

2008年8月，赵小兰曾代表美国参加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据维基解密(WikiLeaks)泄露的外交电报，在访华期间，她带父亲参加了几次与中国领导人的官方会晤，其中包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会晤。当时，赵锡成是福茂的董事长，也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董事。

奥巴马执政期间，她不再为政府工作，但继续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帮助家族生意。

2009年，赵小兰在武汉接受采访，她被任命为该市的国际咨询顾问。CreditWang He/Getty Images

2010年，她和父亲一起前往上海，参加“宝梅号”货船的下水仪式。“宝梅号”很快就成为福茂的主要运输工具，按照与一家国有钢铁企业下属的子公司签订的七年租约，这艘货船从世界各地把原材料运往中国。香港的公司记录显示，福茂用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高达8960万美元的贷款支付了“宝梅号”和另一艘船只的费用。

第二年，赵小兰再次来到上海参加另一艘船的下水仪式。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发布的新闻，2013年，她与父亲和妹妹赵安吉一起前往北京，与该集团公司董事长见了面。

两年后，赵小兰与家人一起来到北京，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大厅签署了为福茂提供贷款的协议。这笔7500万美元的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台湾一家银行联合提供，用于建造两艘货船。

中国进出口银行网站截图，内容是庆祝与福茂集团签署贷款协议。赵小兰及家人参加了此次活动。CreditGzerchina.Com

美国交通部发言人说，赵小兰在2008年带父亲作为自己的“陪客”参加会晤是“完全合适的”，并表示，她不在政府担任职务期间对中国的访问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行的。

赵安吉说，姐姐“作为家庭成员”参加了福茂的许多活动。

“福茂成立于1964年，公司已有55年的历史，”她补充说。“在小兰担任要职之前，我们就早已存在并深受尊敬。我们早于她，而不是她早于我们。”

在这些频繁访问的同时，福茂对中国向全球化了的钢铁业和航运业正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如今，与许多航运公司一样，福茂的船队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运送铁矿石、煤炭和铝土矿等大宗货物。据跟踪航运数据的VesselsValue公司搜集的数据，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2日这段时间里，福茂的船只共进行了152次航行，其中91次是前往中国或从中国出发，占福茂在这段时间的运输总吨位的72%。

赵安吉表示，福茂的船都包租给了嘉吉(Cargill)等大宗商品公司，她说，公司不“控制这些船只去哪里，所以我们就像一辆出租车”。

根据一份对中国网站和其他公开材料的综合分析，赵小兰在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八年里，扩大了在中国的人脉。

例如，她在2009年被聘为武汉政府的咨询顾问，武汉是包租了“宝梅号”的钢铁企业总部所在地。这种聘任大多是仪式性的，但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能为接触地方领导人提供机会。

同年，复旦大学聘请赵小兰担任荣誉教授。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授予了她荣誉博士学位。

特朗普当选后，赵小兰被请回政府任职。在她的任命听证会上，她完全没有提及她的家族与中国航运业的广泛联系，也没有披露她在中国获得的各种荣誉。参议院的书面问卷要求被提名人列出所有荣誉职位。

“这是一个疏忽，”交通部发言人说。

与国会矛盾的预算

赵小兰曾多次谈到她对美国航运业的承诺，包括在2017年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

“我这个年龄的人目睹过世界关键地区发生的两场战争，”她对参议院商务委员会(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说，她身后坐着她的父亲。“如果我们没有商船资产来协助海军的军事行动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无法供给我们的部队，为之提供必要的装备。”

但是，如果没有国会进行阻挠的话，特朗普政府在她任职期间采取的一些预算行动，将会减少联邦政府为支持造船业、支持悬挂美国国旗运营的船只设立的项目提供的资助。

赵小兰在白宫。CreditSarah Silbiger/The New York Times

奥巴马政府时期起草的计划曾要求建造五艘新型的、最先进的训练船，这种大型船只每艘能训练600名学员，使其帮助美国军方将设备和物资运往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战时。

但在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长后，该部的预算提出，购买旧货船，对它们进行翻新。国会反对这种削减开支的做法——一位民主党议员嘲笑交通部的计划是“购买一批生锈的旧船”——并恢复了原来的资金。

最近，交通部的预算建议缩小其中一艘新船的规模，再次引起了国会两党人士的抗议。

“考虑到政府对美国制造业以及确保我们能够充分控制海洋的坚定承诺，把矛头对准帮助海运行业保持强劲的项目，对我来说讲不通，”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说，她是负责监管运输部预算的共和党领导小组组长。“这似乎与政府的总体目标不一致。”

柯林斯补充说，推动这些削减的背后力量是白宫，而不是赵小兰。柯林斯称赵小兰是海事项目的“坚定支持者”。

交通部2017年和2018年的预算还提议减少对海上安全项目的年度拨款，该项目帮助美国船只支付船员工资，以及满足安全和培训要求的费用。

交通部在过去三年的预算中还建议，取消对一项帮助小型造船厂继续运营的拨款项目提供新的资金，以及取消一项为建造或重建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提供贷款担保的项目。

交通部的官员指出，许多削减是在白宫的强迫下做出的，一些同样的项目以前也曾成为削减目标，只不过国会恢复了对它们的拨款，跟特朗普想做的其他削减一样。

赵小兰在航运业中有支持者，他们提到她为保护一个联邦项目所做的工作，该项目只允许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美国港口之间运送货物，以及她为更新训练船只所做的努力，后者提高了海事部门的整体预算。

“我们有一位来自航运业的部长——而且，这已经转化为对海事学院重要性的认识，”密歇根的大湖海事学院院长杰瑞·阿肯巴赫(Jerry Achenbach)说。

但反对意见仍在出现，其中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一再做出承诺，但不知为什么，赵小兰还没有公布稳定美国不断缩小的船队的详细战略计划。

费尔·金(Fair Kim)曾任海岸警卫队副指挥官，退役后在一个促进美国航运业发展的协会工作，他说，赵小兰和特朗普政府在海事方面的记录令人失望。

“如果你宣讲美国优先，为什么不提倡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限制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呢？”他问道。“现任政府应该对我们非常友好。”

对中国友好的做法

特朗普政府以把与中国的竞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政府认为，数十年来接受中国的做法已将加强了该国的威权统治，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去年10月的一个讲话中说。

然而，这些都没有阻止赵小兰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包括在中国媒体上讲述其家族的航运业务和其他项目。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中国知名记者田薇称赵小兰是北京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桥梁”。

《纽约时报》通过一个公共记录请求获得了赵小兰的官方日程表。日程表显示，在她担任交通部长的第一年，她至少21次接受中文新闻机构的采访或会面。

2017年11月，她在办公室与时任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北美分台台长麻静共进午餐。

作为加强外国影响立法执行力度的一部分，该电视网正受到来自美国司法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要求CGTN详细说明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今年3月，报道称麻静及其他十几名在华盛顿的CGTN员工被中国召回。

2017年4月，赵小兰和父亲在交通部的旗帜前接受了一次采访。她父亲告诉记者，他如何乘坐了“空军一号”并与总统讨论“生意”。

赵锡成还借这个机会夸奖女儿在政府中的新职务。“这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赵锡成对名为《侨报》的美国出版物说。“这是美国人的光荣。”

【Interviewed With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 Dr. James Chao】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与父亲赵锡成专访CreditCreditVideo by 侨报 The China Press

《政治》(Politico)首先注意到了这此采访，并指出赵小兰曾多次与父亲一起在媒体上露面。

赵小兰的日程表还显示，她参加了2017年8月在纽约举办的庆祝福茂与住友集团(Sumitomo Group)签署协议的活动。住友集团是一家日本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等地有公共交通项目，项目归她监管。交通部发言人说，她是以个人身份出席活动的，没有讨论官方业务。

玛丽莲·L·格林(Marilyn L. Glynn)曾担任政府道德办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总法律顾问，她对赵小兰与福茂的亲密关系提出质疑，她说，赵小兰应该回避那些对航运业有广泛影响的决定。

“她可能会想确保她的家族企业不会受到任何政策选择的不利影响，或者仅仅是给人这种印象，”格林说。

交通部发言人说，没有必要回避，因为没有利益冲突。“她的家族企业不属于挂美国国旗的航运业务，”该发言人说。“航运路线完全不同，船只完全不同。”

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长后首次访华是在去年4月，当时中美贸易战已在不断升级，她的访问比原计划推迟了六个月。

去年，赵小兰在北京与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会面。CreditJason Lee/Agence France-

交通部曾把最初的访问计划描述为赵小兰与她的中国同行进行的“双边会议”，讨论救灾、基础设施等相关议题。

在原定2017年10月启程日的八天前，时报与赵小兰的办公室进行联系时，对方表示，无法提供随访人员名单。

但根据对参与访问计划的国务院官员的采访，以及时报通过一场公共记录诉讼获得的一封部分文字涂黑的电子邮件，美国驻华大使馆收到了接待赵小兰家人的请求。

赵安吉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已经在计划前往北京参加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她的丈夫、投资人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也已在北京有事情要做。但她说，她并不知道姐姐的旅行计划。据一位美国官员说，赵安吉是国务院关于这次访问的讨论中提到的家庭成员之一。

这封主题为“道德问题”的电子邮件来自于国务院驻上海的高级经济官员埃文·T·费尔辛(Evan T. Felsing)。费尔辛现在印度工作，他拒绝置评。

其他通信也显示出，美国外交官中有人对赵小兰打算带什么人随行，以及他们将与中国官员讨论什么话题感到不安。电子邮件显示，国务院和交通部的道德律师都发表了意见。

“他们不会对一名内阁部长的来访提出这种问题，除非情况非常严重，”曾任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的阮大为说。他因抗议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而辞职。

交通部发言人证实了曾为赵小兰的亲属向使馆提出请求，但在其书面回答中没有说是否有计划安排他们参加政府的官方活动。

当赵小兰去年4月终于来到中国访问时，没有亲属在场。

她与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高层领导人见了面。访问期间，她在接受一家政府的广播公司采访时，试图缓和中国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不愉快感。她暗示，一些紧张气氛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非常有活力，没有很长的历史，”她在接受CGTN用英文进行的采访时说。“所以在行为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和章法，而其他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可能会有点不同。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事情，我认为，中国人也需要了解美国人如何看待事情。”

就连这次旅行也没有完全按规定进行。赵小兰打破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标准做法，乘坐了中国国有航空公司的航班，而不是美国的航空公司。

据通过公共记录请求获得的信息，赵小兰乘坐中国国航经济舱的往返机票票价为6784美元。机票是通过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代码共享安排预订的。该航空公司的一名官员说，联合航空公司华盛顿直飞北京的航班票价低于国航。

交通部发言人没有透露赵小兰乘坐的机舱等级，只说机票是经济舱的。他说，乘坐该航班符合联邦法律。

米奇·麦康奈尔的意外之财

当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方领导人代表团于2017年访问华盛顿时，赵小兰的办公室安排他们与赵小兰及其父亲合了影。

赵小兰的助手们还走了另一个后门。

“为贵宾安排参观美国国会大厦”是赵小兰的助手发给赵小兰丈夫麦康奈尔手下的一封电子邮件的主题。

这位参议员的工作人员照办了，他们为赵小兰的客人安排的参观包括了某些“禁区”。这些客人来自赵小兰母亲的家乡。

“代表团很高兴得到了你们办公室给予的贵宾待遇，他们尤其兴奋地得知，国会领袖的办公室通常不对普通客人开放，”赵小兰的助手在事后写给麦康奈尔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中说。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帮忙，但它反映了位于赵小兰与麦康奈尔婚姻核心的政治伙伴关系。

多年来，赵氏大家族向米奇·麦康奈尔的竞选及与其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资金。Credit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1989年，他们第一次（在华盛顿附近的沙特大使家中）约会后不久，麦康奈尔正在为连任竞选做准备。赵小兰给他送去的问候带有典型的华盛顿风格：一连串来自她本人，她父亲、母亲、妹妹小美(May)以丈夫杰弗里·黄(Jeffrey Hwang)的竞选捐款，总计一万美元——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记录显示。

在接下来的30年里，赵小兰的大家庭已成为麦康奈尔政治资金的重要来源。而麦康奈尔本人则是美国政界最强大的共和党筹款人之一。

赵氏家族是肯塔基州共和党最大的捐赠者之一，在过去20年里共捐了52.5万美元。

赵小兰的四妹赵小甫(Christine)是福茂的法律总顾问，她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肯塔基人支持强有力领导人”(Kentuckians for Strong Leadership)2014年的第二大捐赠人。她向该组织捐赠了40万美元，该组织把麦康奈尔的连任作为那年的最高优先事项。

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从1989年到2018年间，赵小兰的大家庭中共有13名成员向共和党的候选人和委员会总共捐赠了166万美元，其中110万美元捐给了麦康奈尔和与他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我为多年来得到家人的支持而自豪，”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2014年，赵小兰和麦康奈尔在纽约哈佛俱乐部庆祝福茂集团成立50周年，并与一家日本造船厂签订合同。CreditThe China Press

赵家的财富也让麦康奈尔个人受益。据联邦政府公开的信息，2008年，赵小兰的父亲送给这对夫妇一份价值介于500万至2500万美元的礼物。麦康奈尔从来都不是一名有钱人，不过，他在参议院富豪榜上排名已大幅上升；据国会山报纸《点名》(Roll Call)报道，截至2018年，他在最富有的参议员中排名第十。麦康奈尔的发言人戴维·波普(David Popp)说，赵锡成的礼物是以赵小兰母亲的名义送的。

多年来，麦康奈尔也多次参加赵家的活动，以及与家族生意和慈善捐赠有关的旅行。

1993年，应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邀请，他和赵小兰及其父亲一同前往北京，并与高层官员见了面。

2014年，他在曼哈顿的哈佛俱乐部参加了庆祝福茂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见证了与一家日本造船商签订的合同。

曼哈顿福茂集团总部里的靠枕，上面印有美国参议院印章图案。

2016年，他参加了哈佛商学院一栋以赵小兰母亲名字命名的大楼的落成典礼。赵小兰和她的三个妹妹都曾就读于该学院。

当一位记者最近前往位于曼哈顿的福茂总部时，很容易看到麦康奈尔与这家人的关系。公司的接待处摆放着两个灰色沙发靠枕，上面印着美国参议院的印章。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Eric Lipton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调查记者；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Ailin Tang自上海对本文有报道贡献；Susan C. Beachy、Jack Begg和Elsie Che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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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上的议论】

LIFETIME 视界@LifetimeUSCN
2017因美国驻华大使馆举报赵小兰要求安排她妹妹赵安吉一同见中共领导人而被迫推迟访华。2018年4月赵小兰很诡异地定了中国国航的往返经济舱，而同时间美联航的机票更便宜。那么赵小兰在国航班上是否真坐在经济舱呢？美交通部不愿意回答。一旦中共有特殊待遇，那么仅这一件事中共就捏住了赵小兰的把柄。
上午8:39 – 2019年6月3日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LIFETIME 视界 转推了 LIFETIME 视界
《纽约时报》两名最著名的调查记者发表了《在中美高层之间游走：赵小兰和她的家族航运生意》，绝对够得上“普利策新闻奖”的水平。这篇报道在美国有何反应？坦率讲，截至目前反响不大。有三家媒体评论焦点也仅限于赵小兰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时要求安排她妹妹参加。也许其他媒体需要时间消化。上午9:15 – 2019年6月3日
Tony Tang @TonyTt64 · 11小时11小时前回复 @LifetimeUSCN
拜登也是此种模式，党国借钱给他儿子，创办投资公司，购买中国的发起人股票，上市，分钱。

Tony Tang? @TonyTt64 · 11小时11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美国的政治家陶醉在纸醉金迷、和平互利的幻觉中，可党国一点也没睡着，偷技术，造导弹、飞机、军舰，地板价倾销5G以期垄断信息通道。美国和西方政客什么时候醒过来?导弹落到头上?

Et Fery @EtFery · 12小时12小时回复 @LifetimeUSCN
可见中共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渗透程度

Mike@mikesfzbb · 13小时13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背后的含义，赵小兰是共和党人，其丈夫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此文更多影射的是党派之议。如果纽约时报更进一步揭示此类普遍问题，无论党派，则意义更大。

殉道者 @martyr8899 · 13小时13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赵小兰一定会再次脱身，这里有多种因素: 1) 人们认为这无非是“纽时”黑川普及其同盟的旧把戏；2) 赵的背景是台湾人、亚洲女性、参院领袖配偶、华人共和党员，无一能落俗；3) 不论赵与中共如何暗渡陈仓，没有犯法的实锤。调查唯一的作用是，赵同中共将来打交道会收敛和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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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认证账号@fangshimin
《纽约时报》挖出赵晓兰家族在中国有很大的航运和造船生意。这届美国政府高官挖一挖可能在中国有大生意还有的是

下午10:43 – 2019年6月3日

方舟子‏认证账号 @fangshimin 

科骗公园说我是“恨华党”，那当然是自诩“爱华党”了。“爱国”还真成了科骗的最后归宿，这种玩法，传媒大学崔教授（正的）早就干过了，幸好现在不是五十年前了。

下午9:54 – 2019年6月3日

 

lihan‏ @NZqingdaofu · 15分钟15分钟前  回复 @fangshimin

“当有人高喊爱国的时候，注意，他要干坏事了”

 

 坏球时报‏ @huaiqiushibao · 18分钟18分钟前  回复 @fangshimin

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主权的限制》，他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原标题】六四事件被重新定性為「動亂」的背後

上报 2019年06月04日 07:02:00

從中國防長魏鳳和的公開講話中，應該明白中國已經再度跌入黑暗時代，這種黑暗不僅會吞噬中國人，還危及時刻處在大陸威脅下的臺灣。（湯森路透）

今年逢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舉辦形式各異的紀念活動。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的演說中公然表示：「30年前中國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抗議者的血腥鎮壓是正確的決定，六四之後中國變得更加穩定」。外界都知道，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評價，最初是「動亂」，後來演變成「暴亂」，在2012年左右又降為「風波」，如今再度成為「動亂」，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描述這一事件性質的詞彙變化後面，隱藏的是北京一篇政治大文章，至少可以從三方面來解讀：

中美關係惡化　北京高調VS華盛頓

中國如此高調為六四屠殺辯護，顯然是針對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在例行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在那次會上，美國之音記者提到中國政府在六四30周年臨近之際封鎖相關新聞並打壓試圖紀念六四的活動人士，發言人稱30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大屠殺」(full-on massacre)，並表示美國政府今年仍將就六四事件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系統性地踐踏人權。

北京高調VS華盛頓的原因是中美關係迅速惡化。從2018年開始，長達四十年的中美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變的主體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中國對美國從來是通過經濟合作，用求、借、偷（智慧財產權）的方式得到美國的先進技術發展壯大自身，在國內則一直以反美、防顏色革命作為意識形態教育宣傳的基調。但美國卻一直幻想能夠和平演變中國，自季辛吉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奉行「接觸、合作、影響、改變」這一「八字方針」，自克林頓時期以來，歷經三位總統，美中關係一直在「經濟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間遊移不定，有時還在前面冠上「重要的」字樣。

在擁抱熊貓派的主導下，美國一直自欺欺人地認為中國將在經濟繁榮的助推下實現民主，與此同時將在互聯網的普及下實現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但中共在擁抱經濟改革的同時堅決排斥民主與人權等價值觀，讓共產黨與資本主義這對天敵奇怪地結合起來，開放與壓制並進，實現了驚人的轉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早在歐巴馬時期，中國就自認為中美實力均勢已經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會上明確提出，凡中國未參與制訂的國際規則，中國可以不遵守。意即中國從此將主導國際遊戲規則的制訂。川普總統入主白宮之後，接受了保守派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的看法：「美國、經合組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今後只應該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

而中國顯然不是，鑒於中國長期盜竊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不僅導致美國每年損失5000多億美元，更嚴重的是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川普總統在2017年2月發佈的《國家安全報告》中，將中美關係改變成「戰略競爭關係」，中美關係在2018年發生急劇變化，貿易協定談判長達一年零二個月，最終以中國掀翻牌桌為中美貿易戰「第一季」落幕。這些，我在《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一文中有詳細分析。

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描述六四這一事件性質的詞彙變化後面，隱藏的是北京一篇政治大文章。（湯森路透）

拳頭揮向美國與臺灣

2012年，中共將六四屠殺降調定性為政治風波，是一種退讓的姿態，這姿態曾讓民間充滿了期待，認為中共當局有可能為六四平反，與民更始。這次由魏鳳和出面再度祭出鎮壓暴亂有理論，中共30年前屠殺學生是「正確決定」，與其說是對歷史事件再定性，不如說是表明態度：在中國境內，凡敢聚眾反抗政府者，格殺勿論。中國國防部長這麼說，當然代表中共政府的立場與態度。

不僅如此，魏鳳和在發言中還攻擊美國。他說，美方在大會上發言中談到了對地區事務的構想，中方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他還表示美方在臺灣、南海問題上的言行是「錯誤」的，中共「堅決反對」。魏鳳和還威脅說，如果有人膽敢把臺灣分裂出去，中共「軍隊別無選擇，必將不惜一戰，必將不惜一切代價，……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等好戰言論。

對此，臺灣陸委會立即做出回應，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的威脅言論，強烈譴責中共是危害與挑釁和平穩定的禍源。

在中美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美國批評「六四大屠殺」（以前是比較溫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乾脆不再讓外交部發言人出面打口水仗，而是讓國防部長以軍人身份出面回應，在國際會議上發表非常強硬的威脅言論，暗含的意思是中國不懼與美國一戰。

中共沒有被西方改變　而是西方被中國改變滲透

魏鳳和以國防部長身份在國際會議上的發言，毫無疑問來自官方授意。這番發言表明中國已經完全放棄與國際接軌、改變自身適應國際主流的方針，人權、民主這類話語對其不再有任何約束力。

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四波民主化的例外——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最初被定性為第四波民主化，因為結局太惡劣，西方左翼為保護民主革命的好名聲，放棄這一定性，但事實上應該被歸於第四波民主化。社會學家Asef Bayat對這現象有個說法：1989後世界上只剩下有「運動（Movement）」，卻沒有「改變（Change）」的革命，這話指的就是這種情況。中國留給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教訓是：美英等按照自己的形態改變世界的想法應該放棄了。

中國積貧積弱時，可以韜光養晦，表示要與國際接軌並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但實際上卻無孔不入，利用一切機會沾便宜發展壯大自身，維持政權，並向西方社會廣泛滲透，並尋找代理人（臺灣就是一個被深度紅色滲透的生動例證）。一旦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利用歐盟等國需要中國市場，資源國家需要中國強大的購買力，就自認有能力為世界建立遊戲規則了。

西方國家為六四事件如何定性，自然服從於該國的外交政策。但中國人與臺灣人從中國防長魏鳳和的公開講話中，應該明白中國已經再度跌入黑暗時代，這種黑暗不僅會吞噬中國人，還危及時刻處在大陸威脅下的臺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