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5月12日14时28分4.0秒，在四川汶川县发生M8.0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截至2008年5月14日16时，四川省震区共发生余震3345 次，最大余震为6.1 级。据不完全统计，这次灾害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汶川地震已确认6927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更多在历史上的今天）

【附：搜狐新闻专题】四川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

汶川地震温家宝总理继续在四川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搜狐视频 2018-06-28）

看看温家宝在汶川地震上的讲话, 感动! （优酷视频云 2018-02-18）

温家宝冒雨攀上瓦砾堆摔倒手臂出血  （搜狐新闻 2008年05月15日 来源：广州日报）

在中国普通百姓中，我大概是通过媒体关注温家宝言行的少数人之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读五柳村近日几篇谈温家宝的文章，也不禁勾起我一些回忆。

这与我的业余研究有关。从1988年开始我对领导科学发生兴趣，于是领导人的言语行为有时成为关注对象。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务院总理后，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大家提问。这次历时11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温家宝以他几乎尽善尽美的谈吐，赢得中外记者的一致好评。我是临近下班从视频上看到当时现场火热气氛的，于是中午没有回家，在把记者招待会实况看完后，立马记下感受体会，随后写下《温家宝答记者问艺术赏析》一文。文章寄出后，很快就被《领导科学》全文发表出来。

从此我对温家宝产生浓厚兴趣。我发现，关注越多，从领导科学角度研究的东西也越多。于是，我又先后写作发表了“平民总理的情怀”、“温家宝的语言特色”、“温家宝的领导特征”、“温家宝的外交风采”“温家宝与记者‘五真’对话”、“温家宝邀民众议政”等等。其中，2007年3月在《我的温家宝情结》一文里，还专门披露了自己作为草根粉丝产生这种情结的基本原因。

网上热传的“温故知新”画面，是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第10次，也是以总理身份最后一次在全国两会结束时，与记者见面并回答提问时的视频。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这次记者见面会气氛一直较为凝重，我为此曾专门撰写了一篇《温家宝第10次与两会记者见面特点分析》。文中我总结了这次记者会关于凝重的“三大基调”与五个“出人意料”。文章曾发表在一家有影响的学术思想网，今天再发给五柳村，供有兴趣研究这段历史的网友参考。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里，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温家宝内心的那种激奋与感伤、坦诚与不平。拙稿写于2012年3月20日，或许，它可以成为以后研究那段历史的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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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温家宝第10次与两会记者见面特点分析》 

两会已结束数天，忍不住还是想写点忘却不了的东西。

一年一度的总理与两会记者见面会，是中国独特的政治风景。2003年，温家宝首任国务院总理，记者见面会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曾撰写《温家宝答记者问艺术赏析》一文，从语言表述、问题分析、情感表露等方面做过研究。自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这场活动。如果要用最简练的文字对十年来的每次记者见面会作一个概括的话，我以为，2003年朴实；2004年真诚；2005年沉稳；2006年大气；2007年坦率；2008年热烈；2009年严谨；2010年深情；2011年细腻。

而2012年，凝重，是这场记者见面会带给世界最深刻的印象。

是的，凝重！按一般预想，总理最后一次两会记者见面会既然有告别的意味，基调应该是轻松愉悦，话题应该是相对随性，但看过节目后所有人都明显感到，记者会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凝重成为最鲜明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三点上：

一是总理表情严肃。以前每次记者见面会，温总理都是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进场离场时还不停地向记者挥手致意，答问过程中更是十分注意语言与情绪表达上的随和，“温情总理”由此而来。今年，温家宝在进场和离开时虽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但答记者问过程中却相当严肃，少见以前的那种标志性笑容。我做过观察和搜集，无论现场直播还是记者以后发表的图片，温总理面带笑容的情景，都是出现在他入席就坐和起身离开这段时间范围，除此以外，基本是严肃表情。

二是话题内容沉重。这次记者见面会，温家宝共回答中外记者14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两岸关系等。这些话题，温家宝似乎都有意从难点重点上展开，因而话题自然显得较为沉重，尤其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关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关于贫富差距与地方债务问题的回答，温家宝都采用了不是简洁概括，而是较多阐述的方法去回答，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话题的沉重感。尤其是对自我工作的检讨、对社会谣诼的忧虑、对王立军事件的表态等，由于涉及情感与原则问题，温家宝在回答中语速很慢，甚至数次作稳定情绪的短暂停顿，就更让话题显得沉重起来。

三是会场气氛感伤。温家宝落座后，主持人李肇星邀请他讲话，温总理开口一句“记者朋友们，这是我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一下就让会场气氛肃静下来。接着，回答新华社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一问时，温家宝讲到的六层意思中，竟然有五层充满自我批评，感伤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开场气氛奠定了这种基调，所以从始至终，整个会场一直沉浸在凝重的氛围之中。三个小时创下记者见面会时间之最，也创下情绪与气氛上的感伤之最。

如果说上述三点还略显表象的话，下面“五个出人意料”详细具体，一定更能说明问题。

1、最伤感的心绪表露出人意料。这次答记者问，温家宝心绪与情感上的自我表露比前九次都多，比如回答第一个记者的问题时，他竟然说出“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稍作停顿，他又说道：“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本来，记者提问的是“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是一种惯常的礼节性提问，温家宝完全可以泛泛而答，谁知他多为自责，甚至说出请求“宽恕”，希望“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这种话来，心绪上的不平静在答记者问一开始就表露出来。再如在回答央视记者关于如何看待公平正义及社会的批评声音时，温家宝竟然用时18分钟，特别是他还说出了这样一段话：“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这段话，相信所有听到的人都会为之一震，震撼的是不单知道了总理也会像常人一样会因谣诼痛苦，更在于一国总理心绪表露上的极端坦诚。

2、最坚定的意志表达出人意料。温家宝在公共场合讲话有使用手势语言的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的语言表现力。他的手势常见于单式，即多用一只手，要么伸一个指头、要么伸倆指头，这基本成为他的招牌性动作，也成为每次摄影记者喜欢捕捉的“精彩瞬间”。然而今年记者们发现，温家宝因语速较慢、表情偏于严肃，手语表达也随之减少，只是在讲到中美关系等几个问题时，竖起食指持续了挺长一会儿。但是有一个往年不曾出现的细节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那就是当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时，语气坚决地说道：“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说到这里时，他的右手握成拳头，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用这种方式借以表达意志，这在温家宝那里是首次出现。还有一个能说明这方面问题的细节是，在２００３年温家宝首次以总理身份与记者见面时，他曾借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表达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今年，温家宝再次用这句话强调了他在最后一年任期中秉承信念、努力奉献的信心。首尾用同样一句古诗表达意愿，这不是巧合，而是说明了信念上的十分明确与坚定。

3、最鲜明的认知判断出人意料。温家宝每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他们都喜欢提关于民主方面的问题请他回答。温家宝不仅从不回避，而且谈论得还很具体、很充满激情。2009年2月，我曾在《温家宝与老外谈民主》一文里，总结过他就任总理以后，先后11次谈论过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次说到，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今年两会，当华盛顿邮报记者问他“关于在中国进行直选的问题”时，温家宝同样没有回避，回答得相当详细。他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曾经不仅一次地提出过，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现在农村村委会许多实践证明，农民通过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按照村民自治法制定了严格的选举办法。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注意，在这段话里，温家宝再次重复了“能够……就能够……也能够”的讲话核心，这已经是他至少第三次重复这个精神了。温家宝再次强调出来，表明他对民主发展问题的认知判断非常鲜明，这段话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意义深远，在全国两会这种十分庄重的场合发布出来，有“庄严宣告”的破冰意义。

4、最敏感的文革话题出人意料。在官方语系中，“文革”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禁止谈论的敏感字眼，出人意料的是，温家宝在这次记者见面会上竟多有提及。第一次出现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第二次出现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王立军事件的问题时，温家宝在介绍中央的重视态度后，回避了“文革”字眼，从与文革联系密切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题，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与是否回到文革相联系，把重庆反思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相联系，话中有话，振聋发聩！会后许多记者评价，这是一次分量最重、爆料最多、内容最值得咀嚼的两会新闻发布会。　　

5、最深情的两岸诘问出人意料。大陆与台湾间的关系一直是每年两会记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十次记者见面会，记者十次问到，温家宝十次用心回答。如果说前九次主要是从两岸关系如何改善这种角度去阐述的话，温家宝这次在回答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大家很关心明年3月你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时，情感陡然上升：“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2009年在这里讲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合璧展出，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至于我在退休以后能不能到台湾去自由行，坦诚地讲，我愿意去，但是还得看条件。不过请你转达对台湾人民的问候。我想起了台湾割让以后，台中有一位诗人叫林朝崧，他曾经写过一句诗，叫“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我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诘问含有责问和追问的意思，一贯温和有加的温家宝在记者见面会上破例使用这种语言表达形式，问台湾方面为何不能以文化恩泽消弭政治恩怨，在责问之外，更见浓浓的手足之情，足见他对那一方土地的情感是多么浓厚，对两岸统一的期盼是多么深情！

一次凝重氛围中的记者见面会虽然略带感伤，但它也让人感受力量，感受激奋！

 

 

 

美国之音的分析

分析：谁在为特朗普的关税买单？
2019年5月11日 03:57
美国之音

一名男子在北京看数字配件。(2019年5月9日)

华盛顿 —
星期五，美国正式把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调高到25%。特朗普表示他征收的一系列关税正在充实国库。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从10月1日开始的本财年度，关税收入同比飙升89%，至347亿美元。

谁在为关税买单？

关税是指进口税。所有这些关税都由进口公司支付给美国政府。大多数进口中国商品的公司都是美国公司，或者在美国注册的外国公司。

每一件合法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都有一个海关编码。进口商需要检查他们进口商品的关税和其他应交税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通常要求进口商在货物通关后10天内缴纳关税。

关税上涨怎么办？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关税上涨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将向美国海关支付更多关税，因此要维持原来的利润率就必须提高售价,从而可能导致销量减少,而如果不提价则必然是盈利下降。

但进口商也可能利用其他方式减轻关税的影响,例如可以向中国供应商寻求折扣，或者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这将导致中国公司失去业务。

进口商的选择

那么进口商应该选择上述哪种方式降低关税影响呢？这主要取决于他们进口商品的属性。如果该商品难以替代，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那么美国进口商的议价能力有限，税收将主要由进口商或美国消费者承担；相反，关税则主要由中国出口商承担。

本轮影响的2000亿中国商品共涉及近6000个单独项目，《经济学人》将这些项目分为四类：投资品、消费品、混合品种和中间品。量化分析的基本结论是：美国约承担5%的关税，中国承担20%，中国出口量最高下降42%。

实际如何？

自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首次征收贸易关税以来，美国已对总计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全球钢铁、铝，以及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征收关税。

美国国会研究中心2月的一份报告发现，与2018年1月关税生效前相比，关税导致美国洗衣机价格上涨12%。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示，去年钢铁和铝关税使钢铁产品的价格上涨了近9%，钢铁用户的成本上升了56亿美元。

受关税影响的美国进口商也是反对特朗普关税的主要群体。美国拖拉机制造商迪尔公司（Deere & Co）估计，由于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今年公司原材料成本将增加1亿美元。该公司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价格以保护其利润。

对金属和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使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的生产成本增加了1亿多美元。作为回应，这家重型设备制造商提高了产品价格。

产品价格提高以后,增加的关税就有一部分转移到了买者头上，消费品关税当然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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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议论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中共党媒称美国加关税实际上是美国消费者买单。既然如此，去年美国加关税、“美国消费者自己买单”，你习近平为何气的要以牙还牙？中共反制也加关税，照中共逻辑，那样岂不是让中国消费者买单的自残行为？中共愚弄人民，一点逻辑不讲。真的以为中国人傻吗？

下午8:19 – 2019年5月10日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 4小时4小时前
中共党媒宣传一个观点：贸易战一定是两败俱伤，但中国人民不怕。这是中共刻意歪曲的说法。美国为何要发动贸易战？就是要改变贸易的极不平衡。通俗讲，中国商品的大客户不想买那么多中国产品了。中共谈判目的就是想稳住大客户。怎么成了两败俱伤？至于“中国人民”怕与不怕，根本不影响美国贸易战的目标。
下午8:19 – 2019年5月10日

森林狼 @Robotsliuwa · 4小时4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美关税应该也只能是美国消费者买单，短期出口商可以承担部分关税，关税过高生产者会亏本，生产者不可能长期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销售产品，维持生产，最后它必须提价，覆盖税收。但美只对中国生产的产品加税就会让消费者转而购买非加税国家出产或本国产品。因此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中国的出口商。

密商@royerwang · 1小时1小时前回复 @LifetimeUSCN
关税的主要作用是产业链转移，就算是美国消费者买单也是短期的，所有低端制造业会逐步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南美。美国可以摆脱低端制造业过于依赖中国的窘境，而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出口失去最大客户，而偷取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的路也被堵上了，10到20年之后中国经济就趴下了

亡国奴 @Guoyan8John 回复 @LifetimeUSCN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汽车配件的，专供美国市场，属于加征10%后天加为25%的商品。去年就和美国客户达成协议，这边价格降10%，其余的15%由进口商和美国消费者消化。早就做好了25%的预先安排。但如果关税取消，这10%也不可能加回去。
上午7:19 – 2019年5月8日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 5月8日 LIFETIME 视界 转推了 亡国奴
这是案例很直观：一旦美国征收25%的关税，中国供应商承担10%，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15%。这是个静态算法，如果美国消费者认为中国产品价高，美国进口商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1）中共宣传的“关税由美国消费者买单”是低级谎言。2）美国市场会一直进口高关税的中国产品是另一个谎言。

LIFETIME 视界@LifetimeUSCN · 8小时8小时前LIFETIME 视界 转推了 美国之音中文网
“没有美国市场还有其他市场”，这就是所谓中共智囊忽悠小学博士的谎言。1）难道今天中共没努力争取“其他市场”吗？2）哪个市场能弥补中共从美国得到的占总顺差65%额度？3）芯片等产品中共离得开美国吗？

美国之音中文网认证账号 @VOAChinese
宋鲁郑：中国不愿意打贸易战，为什么还会敢于打贸易战？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现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不会大于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除了美国外，中国还有其他市场。第二，中国产业结构已经升级，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力量，对GDP贡献占76%

exodus @exodus44ever · 2小时2小时前 回复 @VOAChinese
1，敢于打还要写美丽的信，还要匆忙去谈判，2，没有美国市场就通过威胁恐吓卖华为维持其他市场，3，吃草的确可以拉动内需。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 15小时15小时前
今天也许才是美中贸易战真正开始之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日贸易战打了十年，美国互联网的崛起抵消了日本半导体的昌盛，货币战争击溃了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美国赢得绝对主动。美中贸易战需要一个长期关税政策迫使产业链调整，更需要货币战击毁中共的”房地产“牌印钞机。之前着眼几个月的”贸易战“是胡闹。
上午9:40 – 2019年5月10日

JohnGD @JohnGaDone · 7小时7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两者区别很大，造成的后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形势差别很大。经济发展情况涉及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它们可能会因此丧失政权。这是它们最关切的利益核心的核心。日本能做到和美国打十年，中共未必能行，国内政治形势未必允许。

閒人一個 @xianren_at_home · 6小时6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今天香港新聞:“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郭振華則表示，經業界粗略估算，香港電子及電子相關產品於關稅調高前，生意額已較去年同期下跌30%至50%；玩具、製衣、鐘錶等行業亦下跌10%至30%，預料在關稅加碼後，生意額會再下跌10%至20%。”這些都是在國內設廠的。跟官方數字相差很遠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 5月9日
中共应该接受教训。与川普政府打交道不要不要像过去那样：桌子底下一套，桌面一套；对国外一个说法，对国内一个说法。因为川普会把什么事都弄到Twitter上，广而告之。中共这种两面三刀玩多了，全世界都烦。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 5月7日
《南华早报》透露的习近平“悔棋”的故事远传越远，“我一个人负责”的豪言足够给小粉红打鸡血。尽管在国际上会留下不守信用的恶名，但中国人从来都把骗外国人当机智。中共没有驳斥《南华早报》，马云也毫发无伤，很可能习近平认为这个背信弃义的故事对他有利，故意放出。
不具名 在美国之音的留言
2019年5月11日 2:11
中共党媒称美国加关税实际上是美国消费者买单。既然如此，去年美国加关税、“美国消费者自己买单”，你习近平为何气的要以牙还牙？中共反制也加关税，照中共逻辑，那样岂不是让中国消费者买单的自残行为？中共愚弄人民，一点逻辑不讲。真的以为中国人傻吗？

不具名
2019年5月11日 1:05
中共《日人民报》发文：美国加征关税受害者是美国消费者。
VOA怎么也一个腔调？
是否也应倒着看？read between lines！

不具名
2019年5月11日 2:39
看看评论有点好笑，甚至说美国之音怎么和人民日报一个论调了，只要不是傻子，不是故意颠倒黑白，是个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贸易战是双刃剑…

不具名
2019年5月11日 1:52
跟中國開打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增長沒有多大影響，中國只從美國進口大約1,300億美元的商品，大多是農產品人畜所必須；高科技產品如晶片是中方跪求的，這兩樣都是不買不得活的產品。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近6,000億美元的產品都是可以替代的，大多數產品都以降價形式抵銷了美國關稅，美國商品物價水準始終保持在1.5%左右的低位；經濟強勁增長一季度GDP到了3.2%；失業率3.6%創50年新低，實現了充份就業。

作者 肖曼 发表时间 10-05-2019 更改时间 11-05-2019 发表时间 00:31

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2019年5月9日REUTERS/James Lawler Duggan

加税+谈判，似乎已经成为此次中美贸易战下一阶段的新模式。加税不见得就会使谈判破局，谈判也不意味着能避免加税。加税与谈判并行不悖是否等于一种新的持久战？中美两国似乎正在为此进行准备。

信息显示：美中代表周五（5月10日）的高层贸易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避免了谈判破局。据说美方此次还向中方提出了底线。

据彭博社消息，熟悉谈判的几位消息人士表示，周四的工作晚宴和周五上午的会谈取得的进展甚微。一位知情人士说，刘鹤并没有准备好让步更多。他率领的代表团预计应该在周五下午离开华盛顿。

不过，中美双方代表仍然风度翩翩地分别发出积极信息；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在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时表示，周五的谈判具有建设性。代表中方谈判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他的酒店告诉记者，谈判“相当不错”。

更加具体和重要的信息则是：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方在此次的华盛顿会谈中给出了底线：在特朗普政府对剩余的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颁布额外关税之前，北京还有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达成协议。

这之前，特朗普发推宣布：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税25%的流程已经开始。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税流程，这一流程意味着：首先公布拟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然后召开听证会、为公众提供申请豁免特定商品的机会；待听证会结束后，宣布最终商品清单、以及实施细则。这一系列准备工作的时间大概是三到四个星期，如果这期间中美未能签约贸易协议，美国就要对这部分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颁布25%的关税。

加税+谈判，这种形式的中美贸易战原本在今年1月起就会大举发生，但习近平在去年11月阿根廷峰会上40分钟的诚恳独白感动了特朗普，得到3个月的谈判期。3个月加两个月的谈判曾经传来进展顺利的乐观气氛，甚至特朗普本人亦释放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6月访美、签署双边贸易协议。

从上周末起，美中贸易谈判发生急转弯。上周日（5月5日），特朗普突然发推对谈判速度不满意，指责中方试图重新谈判，因此宣布要加征关税，一周来，媒体不断披露出谈判破裂内幕。据路透社独家报导，上周五（5月3日）夜间华盛顿收到中共外交电报。电文中，中方更改双方之前达成的近150页中美贸易协议草案，令美中数月的谈判成果前功尽弃。

特朗普本周五早上又发系列推文说：尽管刘鹤来美谈判，但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已经提高。这显示加税和谈判可以二者并行不悖无须匆忙进行谈判。此外，特朗普还算了一笔关税帐说：从中国得到的逾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可用于购置美国农产品，而且购买量要比中国购买量还大。这些产品可被用于对贫困国家的援助。

特朗普打算将从提升中国商品关税的上千亿美元收益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再出口到贫困国家。因为美国农业是中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最大输家，而美国农民是特朗普的重要选票来源。如果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奏效，华盛顿就有了与中国长期对峙的准备之一。

所以特朗普总统说：美中继续友好谈判，但美国绝对不急于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比达成协议还要多的财富。这番话的潜台词是：不着急，慢慢谈。咱们什么都不耽误，走着瞧吧。

今天看到笑蜀本人和他转发的刘建锋对温相的评论和回忆，我完全赞同。

我对温相的看法也是正面的。人无完人。或许他在约束家人经商方面确有瑕疵，或许他任职期间在工作方面有些做法被人诟病，但作为政治家，他决不是什么“影帝”。在已经退休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当中，他是少有的普世价值的倡导者，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者。对他在位期间这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许的。

早在1986年底，他就参加过由赵总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工作，被指定为“党政分开”专题组负责人之一，主持撰写该专题报告，并列席了那段时间政改研讨小组的每次会议。相信这段经历对他此后的思想有重大影响，成为他支持政改，倡导普世价值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担任首相后，他多次公开主张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预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改革搞不下去，文革也可能再次发生”。这话已经被近几年来的事实所证明。

2007年3月16日，温相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段话当时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广泛赞同和呼应，也使得那些反对普世价值的言论和宣传为之一窒。这段话的新闻稿在今天的网上被删得干干净净，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有人十分惧怕世人知道，曾经有过一位党国第二号人物对普世价值有过充分肯定和倡导。

有人可能会说，他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要不然，作为首相，他怎么不去做？我觉得这是不了解高层的情况和运作方式所致。在“九龙治水”的情况下，胡总尚且说了不算，何况是温。我认为，作为政治家，说就是做。特别是温身处当时的中共高层，在受到各种常人难以体会的政治压力和组织纪律约束的情况下，他敢一再这样说，就已经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何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也有所践行。汶川地震他第一时间飞往灾区，他主持的那一个月的救灾，是四九年之后最开放、最开明、媒体报道和NGO进入最自由最充分的一次救灾。这本身也反映了他的气质。

他首相任上最后一次两会记者招待会，直接敲响西红柿的丧钟，显然是个人行为，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典型的放手一博，身家性命全押上去了，没有大无畏精神是做不到的。尽管西红柿应声而倒，但他后来仍有付出巨大代价，成了西红柿集团疯狂报复的首要目标。

至于有人说，他在30年前那个5月19日晨陪同赵总前往看望学生，是领受了什么“监视”任务，后又有“出卖”行为，这更是无稽之谈。温当时是zhongban主任，陪同赵总出行是他的工作。我认为，在那段时间里，和他所主持的部门，甚至也是被边缘化了的。关于那段时间的更多情况，这里就不多谈。

当年我见过温多次，但直接接触不多，了解更少，可印象不错，感觉他是个为人朴实，办事认真的人。这些年来的远观，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所以，我在这里想用陈祖芬先生的一段评论作这段短文的结尾：“相由心生，我始终相信温是真诚的、心怀悲悯的、坦荡的人。是始终有着一个读书人的操守和良知的人。”

 

又看到这段录像，不胜感慨。

当年温相在海里孤单之极，急待民间舆论声援，可能他本人也期待民间声援，但民间回应的主要是围剿，是一片「影帝」的痛骂，形成来自庙堂江湖两个方向的夹击。「影帝」一书，即出自某著名斗士之手。那时他们不敢批最坏的康师傅、西红柿，偏偏围剿一个冒险说人话其言论屡遭封杀的体制内普世价值倡导者。

那时溫相与康师傅、西红柿等顽固势力的冲突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2012年9月16日，我在深圳，老友设饭局接风，席中一人系高级警官，有警校同学供职康师傅办公室，他告诉我说，康师傅才是最具实力之人，别看温相神气，康师傅随时可能拔出枪来顶住温相脑门，因康师傅最恨温相。恰好某著名斗士推出「影帝」一书，引领民间对温相的讨伐大潮，这无疑正中康师傅、西红柿等顽固势力的下怀，正好是他们最需要的，起到了他们所起不到的作用。我本人也因此与某著名斗士彻底闹翻。

某著名斗士及其追随者批温相有一个理由：温相主张普世价值，其实是海里的分工，海里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温相负责唱白脸，更具威胁性，是更危险的敌人。这种阴谋论者，把自己当成海里诸公肚子里的蛔虫，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今天回头看，是否如此，可说早真相大白了。所谓白脸红脸之说，今天看根本就是一大笑柄。

某些斗士之愚蠢与狂妄，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他们往往成了历史倒车的推动者，恶势力的盟友。但正因为他们的愚蠢与狂妄，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有任何反思。他们能反思就不是他们了。不告別这种政治神棍，民间很难有独立思考能力，很难不受其裹挟，很难有前途。

再多说几句。肯定温相当年倡导普世价值，这不是基于猜测、基于什么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已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没有他对普世价值的大力倡导，当时的中国媒体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讲普世价值。2008年川震前普世价值几乎成了流行词，尤其南周，这对舆论的引领和对大众的普及不可低估。以至于终于把顽固派惹毛了，川震后司马夹头率万千网军批我批南周，其一篇万字长文给我定的首要罪状，就是大讲普世价值，此文今天网上仍可查。我拿大讲普世价值的南周评论屡屡闯关而且屡屡得逞，最管用的办法就是以他也大讲普世价值做理由。客观上已成某种呼应，那是普世价值在中国舆论场的黄金时代。这有什么不好吗？刚刚有人问：笑老你置自己于什么位置？这里还可以回答：亲历者见证者的位置，可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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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调查记者刘建锋：我也是见证人】图中视频，是温总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的片段，他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警惕文革重来，点名批评重庆在薄熙来主政下的胡作非为。
我很赞同笑蜀对温的评价。
还记得王克勤当年也糊涂地跟风说温是影帝，我那天听到了，对克勤说：别人可以说他是影帝，毕竟谁也不了解谁嘛，但你不可以这么说，要不是温，你早就被陷害了。
克勤之前不太清楚这一点。在他还未完成《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采写的时候，我熟悉的一位中组部的干部调到中办任职。他当时和我交往较多，由于致公党罗豪才、杜宜瑾和共同的全国人大的朋友的关系，他看到当年我做的一些报道很有影响，有的被江、朱、温批示，所以在调入中办之后，立即请我为中办的几位局长赠送中国经济时报各一份，因此缘故，两个月之后，《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发表，这位朋友与中办的几位局长，是最早看到报道的官员，意识到此事敏感，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个报告呈交给温，当北京市与中X部沟通后形成报告要将这篇文章定为部分失实新闻的时候，温已经看完中办提交的报告并当即做出了肯定的批示，请相关部门与北京市深入调研报道所述情况。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非常庆幸，他们以为是侥幸逃过一次矛盾，说，幸亏中办的报告要比中宣和北京市委的报告早一些，否则，很难预料会是怎样的冲击。至于为何中办会比专事舆论的中宣还要早一步，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
我个人对温相也多有感激，他在仇视批评报道的不正常政治氛围中，坚持正常化、力所能及做到包容批评报道，他能以宽厚态度对待敢于做出批评报道的记者，不同意轻率地处罚记者，这一点，在当今非常难得。
2002年有一次我采访何开荫，批评财政部的农村税改方案有十二个问题，财政部长项怀诚拿着报纸，找朱总和温告状，朱拍案大怒，骂何开荫胡说，当场要处分人，温当场表态不同意处罚人，要求等自己先下乡做调研了再说。之后，他带队到安徽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对财政部的方案，做了合乎实际的调整。结束之后，温的秘书才告诉何开荫实情。而我，只听到总编包月阳向我打听老何处境如何，一直不知道还曾经有过这样险遭打击的事。直到8年后，我到安徽再访何开荫，才知温总之厚道如此。
2008年四川地震，5月底以后，中X部下了指示，不让报道灾区的负面问题。而我每次到灾区，总是发表批评性的问题调查，报道了很敏感的事，诸如伤员得不到康复治疗而处境悲惨等。有一次，发改委抓到我报道中有一个不严谨的点，找我去询问，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小错误，即火烧黏土砖瓦厂的投产时间我说少了两个月。所幸，还是温批示要求正视报道揭示的问题。
我在媒体十七年，从早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道开始，就一直是顶着禁令的红线做新闻。许多事，在新闻局和中宣事前已经明确不让报道后，我自己评估认为，事关重大的公共利益，我既然在现场，就应该坚持报道，这时我会自作主张，将报道写出来。有的，报纸不敢发，发到博客、微博，我也常常因此而激怒一些位高的人。
早年，我的老乡、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朱少平曾劝诫我说，不要锋芒太露，某某某当年就是得罪了陈丕显，陈丕显说，这样的人，光明日报不能用，他就做不成新闻了。我那时二十余岁，以为，青年不轻锐，到将来老死的时候，不就一辈子都只有唯唯的记忆？没想到，这一下，十七年，都这样不计前程与后果地莽撞过来，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决意再突破一次，做个独立记者。不料造化弄人，做不到半年，就发作了膝伤，几年都辗转于求医路上。鉴于此后的舆论环境，有朋友说，伤病，可能还是你躲开祸患的幸运。
回首这些年，对比今昔的新闻环境，我对温的评价，是正面的——他不计谤誉，在倒退的潮流中，公开地坚持了别人不敢坚持的东西。
——之前有错字，改后重发。

自由亚洲电台认证账号 @RFA_Chinese
【温家宝视察视四川绵竹】
久未露面的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加征中国货品关税当天(5月10日)，也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11周年前两日， 到四川绵竹探望灾民，他还跟村民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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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37 –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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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上的议论

野望 @zlaaa2003 · 30分钟30分钟前 回复 @RFA_Chinese
温是中共权贵中少有的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人，也曾经和身边的同道朋友谈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的民主体制。然而可悲的是他无法掌控这个国家，他甚至都不能掌控他的家庭。

Melody @melody1993_5 · 49分钟49分钟前 回复 @RFA_Chinese
出來做秀，轉移大眾視線。

bli @Bli1911rc · 1小时1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我觉得相比之下温总真的不错了，不是红二代出身，在仅有的一点权力下做了不少实事，说了不少敏感的实话，骂他是影帝的人没脑子

小马甲 @FKCCP2025 · 1小时1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和现在一比嘛，以前真不该说他是影帝

民国公民 @minguo1911 · 2小时2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温是最有争议的前高官，在位时就是如此。在位后期遭到体制内喉舌与毛左五毛与变节的所谓自由派余杰之流猛烈攻击，这本身就极不正常。当红时期的周永康与薄熙来，干尽坏事，倒台前哪有舆论感公开批评讽刺。泼个墨就被精神病，写影帝一书的竟然能大摇大摆去了美国。没有比较就不知道哪个更糟。

民国公民@minguo1911 · 2小时2小时前
有些人对体制下的高官批判原则是只捡软柿子捏，对相对有一点人性的人物反而集中攻击。这些人对体制下最有实权的最作恶多端的反而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影帝的绰号就是这些颠倒是非者的杰作。高智晟书中提到的影帝一书作者余杰的变节嘴脸，才让人看清余杰之流专门攻击温就是配合更邪恶的力量进行权力斗争。

金骨 @GhBmJb2QI6QaKkf · 3小时3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以前年幼无知的时候 也跟着一群愚民“影帝，影帝”地叫他，惭愧

朱可夫 @t13901233779 · 2小时2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gzgy123
至少有人演戏一下，现在这个戏都懒得演

藝蘭者 @yilanzhe · 2小时2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虽然对他并无好感，说的话也未必发自内心，但至少还是说了一下。

老騷 @OldSao · 3小时3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coolfree2018
謝幕演說值得稱道

angryalex @alexshaw16 · 4小时4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相比之下，影帝还算不错

ma @leonma1987 · 4小时4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至少他还能第一时间跑到灾区！

John @roverguo · 4小时4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有人说温是影帝，就是这个影帝取消了农业税，敢于在人大高声疾呼“政改”。试问那些“实干兴邦”的伟人，有谁提过？

archdevil @archdevil0 · 2小时2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又开始角逐奥斯卡的征途了？

神答复 @y2gngq01HxoZI5o · 3小时3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老戏骨又出来飙戏了“我来晚了”??

王軍 @VuoPw4hFZ3NwOIB · 3小时3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他就是去看看災區重建，無須過度解讀。
退下來的領導人到處走走，只要沒擾民，有何不可？

熊二快跑 @Xiongerkuaipao · 3小时3小时前 回复 @RFA_Chinese
这瘟神咋又窜出来了，看来老帮菜们坐不住了，各地动员游说，要有大事发生了

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五四是指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为界。

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是专就广义而言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就五四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强调无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因为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义确在于此。至于它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则一般论者除了着眼于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这一点以外，其余便很少深涉了。本文将专就五四运动在思想方面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略加疏解。但其目的并不在翻案，不过是要指出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而其中仍不免杂有旧传统的成分而已。

我们都知道，五四时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这些人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中国的旧学问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盖棺论定都或多或少在不同领域内对旧学有所贡献。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出国留学（美国或日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但他们即使在国外的时期也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最显著的，如胡适在美国写《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鲁迅与钱玄同则同时在东京向章炳麟问学。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思想最有影响的则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一辈人。其中康、章两人正是当时代表今古文经学的大师。

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时代学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解释。因此，要分析五四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便不能不上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而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更是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为撇开学术造诣的深浅不谈，只从思想上的影响来看，清末的康、章并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清初的顾炎武与黄宗羲，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那种“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非常有趣的现象。

但是当近代思想史进入五四的阶段时，康、章两人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了。康有为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炳麟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也是和新思潮背道而驰。至于他们两人之间争辩得津津有味的今古文问题，除了极少数的专门学者之外，更是引不起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了。因此之故，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忽略康、章两人和新思想运动之间还有什么正面的关系。而事实上，进一步分析，对于新思想运动的风气，康、章都有其创始之功。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今古文之争就其思想的内容言，在五四时代虽已成既陈刍狗，但由这一争论所激发出来的疑古辨伪精神却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传统在两千年中所逐步造成的庄严形象，开始被揭破了。据顾颉刚的回忆，他的“古史辨”运动，即种因于早年从《国粹学报》上看今古文之争的文字，后来在民国九年（1920年）认识了兼通今古文的钱玄同，钱氏对他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这个近乎虚无主义的观点后来就变成顾氏辨古史的一个最重要的锐利武器了。

不但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开头便是“上古茫昧无稽考”，说“夏殷无征，周籍已去”，甚至对后来五四时代很受推崇的崔述《考信录》他都说是“岂不谬哉！”这也正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一个起点。梁启超分析康氏《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对思想界的影响共分四点，其中第三、第四两项都和五四的新思想运动有直接的关系。梁启超指出：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梁氏这些话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说的，正值五四新思想运动的高潮阶段，所以特别值得注意。

章炳麟虽与康氏争今古文的门户甚烈，然而在对待旧传统的态度上则与康氏有异曲同工之妙。最近钱宾四师论章氏《国故论衡》一书，有非常深刻的观察。他说：

太炎深不喜西学，然亦不满于中学，故其时有《国粹学报》，而太炎此书特讲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

而且章氏仅以史家目孔子，尚不似康有为至少在表面上尊孔子为教主。不但如此，他在寄寓日本的时代，颇接触到日本批判儒学的思想家如远藤隆吉、白河次郎诸人的著作，所以《訄书》第二篇“订孔”，即仿《论衡》的“问孔”而来。更使人诧异的是他对远藤、白河等人的激烈反孔言论虽略有辩解，但是却丝毫不以为忤。可见这位国学大师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于儒家。章氏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影响胡适最大，所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自序》对于当代学者“最感谢章太炎先生”。蔡元培为胡书作序，指出其中四种长处，即一、辨别真伪；二、断自老子、孔子；三、平等对待诸子；四、系统的研究。这正是综合了康、章二氏考经论子的方式。

由于章炳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他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因此要比康有为来得大。五四以来大家所推崇的非正统的思想家如王充、嵇康、阮籍、颜元、戴震等人差不多都曾先由他作过近代的评价。在消极的一方面，五四以后反程朱的风气也和他多少有些关系。对于伊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他早就指出是“一言以为不智”。章氏虽没有公开地反礼教，但他提倡“五朝学”，盛称钱大昕“何晏论”为何氏辨诬，对玄学清谈有着相当高的估价，甚至对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他也从当时政治背景上去加以同情的解释。这一点同鲁迅的反传统、反礼教思想尤其有很深的渊源。

鲁迅在1908～1909年之间曾在东京民报社向章炳麟问学，同时听讲者还有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等人。据鲁迅自己说，当时去请业主要是为了敬仰章氏的革命精神，而不是他的经学、小学。因此所听的“说文解字”，后来一句也记不得了。这大概也是实情。不过章氏讲学，并不一味地板起面孔。据另一在座者许寿裳的回忆，他“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在这些“诙谐间作”之中就常夹着一些对孔子不太尊敬的论调。周作人记太炎“庄谐杂出”讲解“说文”，就有下面这一段话：

中国文字中本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太雅驯了。

周作人写这段话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事隔五六十年，尚且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印象的深刻。这类话也未必一定有什么恶意，不过可以看到在章氏心目中，孔子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成至圣先师”了。五四以后林语堂编《子见南子》的剧本曾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较之章氏之解“尼”字，也不见得就更为轻薄。所以鲁迅后来虽然记不起章氏讲“说文解字”的话，但这一类拿孔子来开玩笑的话，一定还记得不少。

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的“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但这当然是五四初期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不但爱好魏晋的文章，而且也深受魏晋思想的感染，章炳麟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曾言：

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中）、李（兆洛）所能窥也。

由于章氏的提倡魏晋文章，鲁迅从此便对《嵇康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民国二年以后，许寿裳常见他伏案校书，一部《嵇康集》便不知校过多少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思想人格方面所受到的孔融、阮籍、嵇康等人的影响，许寿裳说：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在许氏所提到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文章里，鲁迅就特别引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句话，并且对他们“毁坏礼教”的罪名力加洗刷。他说：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颇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更有趣的是他接着举出阮籍、嵇康都不要儿子学自己那种放诞，而嵇康“家训”中更是充满了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慎的话头。在这种地方，鲁迅简直和嵇康在人格上有一种认同的倾向。鲁迅虽然激烈，做人却有他“世故”的一面，其细心多疑之处与嵇康竟有遥相契合之处。据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海婴已经八岁了，但是这个孩子却一直不知道父亲是鲁迅。不知道鲁迅究竟是有意效法嵇康诫子的办法呢，还是性格上的偶合。

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是魏晋间以佛经配拟外书的所谓“格义”的老路子，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写的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胡适在当时对西方文化最有亲切的体会，但他的“非孝”说也还是根据王充、孔融以来所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那一派的议论。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的、最受欢迎的东西了。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正可见五四与传统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的。鲁迅虽然后来很讨厌“国故”，但他自己仍然做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工作，他的《小说旧闻钞》的再版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其中仍略有增益，距离他的逝世不过一年多而已。

已故的李文孙（JosephLevenson）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这个说法在美国流行一时，迄今未衰。李氏所言，当然不是全无所见，但终不免失之笼统、粗糙。中国的传统，其内容实在太复杂，不容易接受这种简单的处理。传统中非正统、反正统成分在近代的兴起当然和所谓西方价值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远在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传统中的异端有时也爆发为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继明代程朱陆王的争论之后，潘用微痛斥孔庙两庑都是一群僧道，并说孔子不得明师，所以其学十五年、十年才能进一步。这种大胆破坏的言论在当时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正是钱玄同在今古文之争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齐撕破”的办法。清初的颜元也同样是一位最有破坏力的思想家，他不但反程朱陆王，同时也反训诂考证，他不但痛恨书本知识，同时也鄙薄知识分子。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并未全面解体，又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因此这一类反传统的思想才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罢了。

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已受了外来的影响，然而其中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清代考证学由经而史、而子，异端学说因此渐渐地得到学者的整理，汪中治墨子，翁方纲便已骂他是“名教罪人”；即在儒学范围之内，也有“别子为宗”的情况发生。章炳麟推崇荀子，其源即可以上溯至戴震、钱大昕诸人。乾嘉时代的考证大师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意要倡导一种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运动。但是他们研究所及，竟不期然而然地给后来的新思想运动创造了条件。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绝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当然，不可否认地，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所谓新文化运动也许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在开始已说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只不过是想对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予以初步澄清而已。

但问题尚不止此，五四运动之所以终于发展成为那样一种特殊的形态，以至于它所悬的两个主要目标———民主与科学———到今天尚未能充分地实现，这更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我在旧作中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曾引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话说：

这里面涉及了创造性那个因素，及其各种不可预料的途径。思想和行动都同样地牵连在内，不单是宪法之类才与政治传统有关，更要紧的是思想的模式（modesofthinking）。

关于传统“思想模式”在五四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症结最近已由林毓生先生加以疏解。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非常概括地说，五四运动有些地方很像贝克（CarlBecker）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他称之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国”。这些哲学家成功地摧毁了中古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旧天国。但是他们虽然用了最新的建筑材料，而所建造起来的那个天国却依然如故。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中国大陆上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何以在五四60年之后，“民主”和“科学”今天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真是十分值得反省的问题。鲁迅在五四时代谈到历史的时候，曾说：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账（按：指历史）的用处就在此。……Le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

我们一查五四运动的旧账，便更觉得鲁迅的先见为不可及，当时他在中央公园所看见的孙女儿们今天不都变成老祖母了吗？

—— 原载: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博谈网 2019-05-09 05:10 来源: 自由亚洲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美国之音）

一

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讨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讲到，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斯金纳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斯金纳这一说法立即引起各界的热评热议。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就是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斯金纳也是国务卿的资深顾问，为国务卿提供必要的长期的高层级的建议。不少人推测斯金纳的意见是否反映了国务院的看法，故而对斯金纳的这番讲话格外关切。

斯金纳还说，美中之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Caucasian，即白种人）。”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面临日本人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日本人不是白种人。有人批评斯金纳这句话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不过我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看，斯金纳未必有那层意思。斯金纳无非是强调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同以往，以前美国遇到的挑战者都是白种人，这次来了个非白种人。记得在2012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文章说：“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里，陆克文特地提到“非西方”，其目的也无非是强调中国崛起这件事的特殊意义，未必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一类的含意。

不少人对斯金纳有误解。他们以为斯金纳认为美中之争就是两种文明之争，因此他们认为斯金纳的看法不全面，美中之争还有意识形态之争，还有利益之争，等等。其实斯金纳的看法并不那么简单化。斯金纳也谈到贸易战，谈到美中在经贸上的冲突。斯金纳说：“与中国的贸易不是唯一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或许甚至不是最大的问题。”斯金纳也谈到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她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由此可见，斯金纳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贸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斯金纳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她还特地提到了文明的冲突，并且把文明的冲突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二

斯金纳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顾名思义，这个机构的工作就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的规划与建议。正如斯金纳所说，你不能在缺少论证的情况下就出台一项政策。有时候，总统对某个重大问题有一种意向，有一种感觉或直觉。这时，就需要政策规划局把总统的意向、感觉或直觉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学说，从而成为一项政策的指导。斯金纳说，我们正试图为中国撰写一篇X文章，就像当年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写的那篇政策论文一样。

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传奇。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千字的电报，1947年，凯南又以X的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这封长电报和论文里，凯南基于对苏联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凯南的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斯金纳们所做的，正是当年凯南做的事情。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斯金纳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问题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或直觉。首先，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什么恐怖主义问题，比俄国问题都更重要。第二、中国这个最强对手的情况和以往别的挑战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就不一样，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

以前，美国政府曾多次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斯金纳认为，人权这张牌对中国可能不会像当年对苏联那么管用。斯金纳讲到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美国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写进了人权条款。斯金纳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开了一扇门，在人权原则上真正削弱了苏联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异议人士成立人权组织，捷克的七七宪章也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背景下发布的。赫尔辛基协议还规定了宗教自由和移民权利，这对于削弱苏联东欧等国的共产专制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同样是人权牌，按照斯金纳的说法，用在中国就没什么作用。

斯金纳认为美国打人权牌对中国没有对苏联管用。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赞同。在我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很少打人权牌以至于没打人权牌。从当初和中国建交，联合中国对付苏联，对当时中国远比苏联更恶劣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到后来不坚持人权原则就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接受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没有做出多大努力。

不过斯金纳的话也不是毫无根据。譬如说，今天的中国远比当年的苏联东欧更加对外开放，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极大的比例。可是这些中国留学生有不少是小粉红，并没有多少人变得反共反专制，变成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对于这种现象，我有我的解释，暂且不表；不过我可以理解它会在许多美国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心中造成困惑。

斯金纳在4月9日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斯金纳对记者说，美国、欧洲和加拿大都意识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斯金纳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中国政策了吗？我不认为真的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需要来应对，但美国和北约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对中国威胁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对需要制订基础广泛的战略政策予以应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未来数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三

斯金纳讲话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文明的冲突。一讲到文明的冲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斯金纳说，她的观点有亨廷顿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世界分为七大文明，中国被归为儒教文明。亨廷顿断言，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美中两国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顿，自由民主只是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

多年来，中共当局鼓吹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否认西方式自由民主，应该说和亨廷顿的观点有某种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来，某些愤世嫉俗的异议人士也在宣扬某种中国特色论或中国国情论。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中国人只是一小撮，而他们注定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亨廷顿把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归为儒教文明。这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敌视儒教、最反对儒教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少都比大陆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传统，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可见儒教文明并不拒绝自由民主价值，中国大陆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儒教文明的问题，而是共产专制的问题。

美中冲突究竟是制度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制度的冲突，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会致力于促成对方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种压迫性制度，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对和改变这种制度的愿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变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甚至种族的冲突，结论就不一样了。因为文明、更不用说种族，是不可能改变的，至少是很难很难改变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后强制改造，否则你就只有去接受对方的存在，学会如何与对方和平共处。

所谓普适价值，一般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在晚清，中国一批饱读诗书的儒生，一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赞扬，认为其深合中国古代先哲先贤之意。这就表明这些价值具有普适性。

更有力的证明是八九民运。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巨大规模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仿照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树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这说明抗议者们正是把美国当做榜样。这说明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斯金纳并没有简单地把美中之争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更没有说中国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应该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专制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已经有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的基本性质，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因此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还缺乏必要的共识。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剑申鹄‏ @JJH_Chi
https://mp.weixin.qq.com/s/sGOi3SrOy4NqMX-R2Uq4cA …
上推时间不长
发现诸位都是有理性头脑之有识之士
在下认为
这篇文字所指出之事极其重要
有愿意展开讨论的么？

He Qinglian‏ @HeQinglian  He Qinglian 转推了 剑申鹄
这篇文章《信息革命正在摧毁民主制度》
https://mp.weixin.qq.com/s/sGOi3SrOy4NqMX-R2Uq4cA …
上推时间不长
确实道出了一半的事实。。
信息传播已经成为营造舆论/操控民情的重要手段。台湾最近半年来，正在与假信息苦战。可能会成为某个事件的引爆点。

foxinstone‏ @foxinstone · 57分钟57分钟前  回复 @HeQinglian
是的一半，不过只是一小半。
信息革命就像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成果总是先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可这一次，不太一样了，信息革命创造了如此廉价的成果……
恐怕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单枪匹马一台设备，也可与专制作战。

Rex Nain‏ @sncm439 · 28分钟28分钟前  回复 @HeQinglian
他只是在描述一種現象而已，遙控器在你手上而你總是會選擇你愛看的節目，台灣跟假消息苦戰在於法令的不完備以及媒體的道德低落，這要靠獨立的思考破除，問題是台灣百姓的素質還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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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正在摧毁世界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