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国家安全人员最近在黑夜进入北大校园，抓捕殴打学生。我读后不胜愤慨！

不久前从《北京晚报》上读到北大党委书记易人的报道，一位曾经担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党组书记、山西省法院院长的人，到北大担任党委书记。我当时就担心北大会出事。本月7日，见到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名教授时，我曾向他打听，这个新党委书记到职后，师生有些什么反映？他说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我说：让一个一个安全部门的官僚来当北大的第一把手，肯定不是好事！

果不其然，这个国安部门的官僚到北大没有几天，就发生了秘密警察进校抓人的事件。

据朋友发来的网文介绍，本月9日晚上十点半左右，一帮黑衣人进入北京大学，在百年讲堂附近的路口，绑架了今年刚毕业的校友张圣业，对路过目睹他们暴行的几位在校学生进行威胁殴打。他们架着张圣业，坐上黑色轿车，扬长而去。事后，目睹绑架事件并遭到殴打的历史系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发布视频，自述他当晚被黑衣人打倒在地，拳打脚踢，上衣被撕破的情景。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冯俊杰，也著文揭露了事件的过程。

张圣业前几个月参加了支持深圳佳士得工人为成立工会而维权的活动。曾前往深圳参加这一活动的北大、人大等校学生，回北京后大都遭到追踪监控。按照当局过去的行事惯例，此类活动必然要求校方配合。郝平被褫夺党委书记一职，改任校长，很可能同他配合不力有关，这才调来一个国安部门的官僚来当第一把手。于是就合乎逻辑地发生了身穿黑衣的秘密警察进校抓人打人的暴行。

如此恶劣的暴力事件，北大保卫部在两天后的11日晚上才发布通报，说此事“系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涉案犯罪的校外人员，不涉及在校师生”。虽然曲意掩盖，但也暴露出：1、那些黑衣人原来是公安机关派出来的，既然是公安机关拘捕“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不穿上警服，坐上警车，光明正大地在白天行动，却要身穿黑衣、乘着黑夜闯进校园？2、北大保卫部称黑衣人的行动是“依法”的，请问，这依的是什么法？哪个法律，哪条规定，允许公安机关可以在黑夜进高等学校捕人？3、公安人员乔装成黑社会流氓，却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校园抓人，显然是已经同北大当局沟通，经过他们同意，说明这件丑事是公安机关伙同北大当局实施的。

回顾1948年8月19、20两天，国民党政府的特种刑事法庭以“匪谍嫌疑”罪名，传讯北平、天津两地的大学生，上了传讯名单的北大学生达93名。当局派军警包围北大，但未敢入校捕人。8月23日，56位北大教师联名上书胡适，请他“阻止军警入校搜查逮捕学生”。胡适当天致信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说明他已派北大训导长贺麟“亲往西斋、红楼及灰楼各宿舍察看，意在寻得各该生……遍觅不得一人。”24日上午，贺麟带着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和宪兵十九团团长等人在红楼、孓民图书馆等处转了个把钟头，就把他们送走，算是接受检查了。

93名被特刑庭传讯的学生，只有农学院因地处罗道庄，远离校部，虽然校方拒绝军警进校，仍有7名学生在校外被捕，多数是没有被列入传讯名单的同学，九十来位被传讯者，都在校方保护下安全无恙。

七十年前的北大校方，从校长胡适、训导长贺麟到教师，都想尽办法，保护学生免遭逮捕迫害。而当今的北大，大权操在安全部门的官僚手中，安全机关得以公然入校捕人。这个重大差别，从问题的本质来考察，都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具体表现。当年被特刑庭传讯的北大学生，多属学生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北大学生中最优秀的爱国者；今天当局抓捕的，也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坚持正义公道，维护人民民主权利，本应受到校方的褒奖与保护。可是，北大校方却纵容警方进校捕人（也有可能是操纵警方，假手警方）。这个暴行体现出专制权力对民主的打压，野蛮对文明的挑战。北大又一次卷进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漩涡！

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以来，北大和全国其他大专院校一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经过党文化的熏陶和党的领导不断加强，高等教育传统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已经沦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养成所。国安官僚成为北大的最高领导人，标志着北大不但在教育上，而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已经堕落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北大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时期”。国歌上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句，现在完全适用于北大：“北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北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救救北大！

2018年11月18日

清华百年大政方针小议

电机1951级 郭道晖*

从1911年清华学堂创立算起，至今已有一百零八年历史。又，自1959年校方成立校史编委会及校史编写组，之后扩展为校史研究室、校史馆，迄今也有60周年。

值此佳期，校史馆同志有出版纪念文集之议，邀我撰文。欣然应命之余，限于知情不多，且现年已逾90，往事多有遗忘，手头又无现存史料，碍难尽述。本文仅就记忆所及，略举清华历史上治校的大政方针、守则和箴言，稍加点评。所论或有讹误，请校史专家和清华校友费心校正；为总结经验教训, 不讳直言之处, 亦望海涵。至于继续搜集、编辑完整的治校铭言事迹，则寄望于校史馆的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

1959年校史组草创之初，我由清华党委宣传部调校史组，曾任副组长、代理组长，在几位原政治课教师共同协力下，以清华胜因院9号住宅为办公室，潜心修史达5、6年。在当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下，我们 “躲进小楼成一统”，得以避免某些干扰，完成了40多万字的解放前清华校史稿。1987年经中华书局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高校校史，获评为北京市第一届优秀社科图书一等奖。

我个人在埋头故纸中也获益良多。深感清华这样一个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其积累的中西人文思想、治校经验教训，厚重多采，是一大文化宝藏，有待后人不断发掘，正确弘扬；也有些思想遗产经过历史实践检验，需要加以辨正、扬弃。这或许也是 “不忘初心”的一项善举。

清华校史研究馆几十年来已编辑出版了不少史料典籍和设置校史展览馆，成绩卓著，有利于后人继承母校优良传统，弘扬清华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业绩。当然，可能仍有不少有重要意义的治校箴言未曾辑录，传喻后世；有些现已过时或原本有缺陷的校政方针，也有必要加以清理或扬弃。这是有望于校史馆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继续关注和尽力的。

一、关于清华校训

清华校训最早出自梁启超1915年（民国4年）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题为《君子》，其中引《易经—象辞》中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勉励清华学子要成为真“君子”，做像英国那样的“绅士”（gentleman）：严以律己 ，讲究节操，注重仪表，“望之俨然”。当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铭言内涵深厚，具有中国特色，比英国绅士的境界高远。校方据此定为清华校训，流传长久不衰。后来还在大礼堂的舞台天梁上, 塑挂含此校训的大校徽，以示警策。直到清华解放后才废除。

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清华由拥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科大学，以 “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为职志，几十年内培养了大批有用专才，对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不过此后对“自强厚德”的校训则予以搁置，对老清华教育多有非议，但出身于老清华的蒋南翔校长并不赞成对旧清华教育否定一切，曾提出“三阶段、两点论”的方针（即将清华历史分为解放前、解放后到院系调整前、院系调整后三阶段，每阶段都要一分为二地评价）。但限于当时的时势，旧校训仍不免被认为带有封建性，不能与新中国全盘学苏的教育方针和“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培养目标相适应。把“红”的标准绝对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 “左”的政治运动不断侵扰的情势下，正规的教育秩序已难以维系。虽蒋南翔校长对此局面也曾力求有所抵制，如强调清华教授“一百单八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要求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力争削减政治运动的冲击，等等，但毕竟难以完全超脱。仅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校错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大批学生与教师、干部沦为“贱民”，乃至劳改犯，有的甚至饿死于大饥荒的年代。至于文革十年的浩劫，文质彬彬的学堂蜕变为真枪真炮的战场，师道尊严狠遭践踏，厚德校训背弃九霄云外，校誉扫地，校友痛心。这些固然是当时总体上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也反映了清华治校和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失败。这些痛史殷鉴不远，校史研究不应回避。

改革开放以来，老清华“自强厚德”的校训重新复苏，获得校方承认，学子奉行。但鉴于新时势下究竟应以什么为校训，又有过某些争议: 校友中有人把老清华教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题辞中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援引出来，【1】主张这8个字才是应当奉为校训的正统。此议得到不少人赞成；也有校友认为这两个“八字箴言”可并行不悖，但都未成气候。

我想，后面8字确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但要能将它列为校训，以目前局势考量，恐有难度。现阶段不妨把原有校训的“自强、厚德”作扩大解释，使之包含“独立、自由”的元素，以之为自强的基础和厚德的目标。——思想不自由岂能“自强不息”，精神不独立何谈 “厚德载物”？

【1】 王国维纪念碑树立在清华园二校门内左侧第一教室楼旁小山坡上， 上刻有陈寅恪教授所撰纪念碑文，节录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关于大学之道

1．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这句名言，使清华大师云集，即使处于艰危困苦的“联大八年”，茅草教舍也聚集了当时中国顶尖的名师名士和培养出不少后继的博士院士，名扬海内外。

2．蒋南翔：“108将（教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 “教师和职工是学校前进的两个车轮”。

以上两句治校箴言，有助于消解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贬低，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3．不过在学校干部中，当时也流传两句格言：做“不漏气的发动机”和 “听话出活”的干部，这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不漏气”， 后来被解释为党委领导核心应当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似乎无可厚非。不过据我所知，此一信条的提出，源自反右斗争期间施行“阳谋”，应对党委领导核心内部有所谓“右派叛变”，泄露反右的权谋机密，因而有必要强调隐瞒内情，“抱团”对外。事后证明，当年清华所划“右派”全部属于错划，已全部“改正”。从整体上评估，“反右运动”全盘皆错。何况这种保密信条，有违政治道德和国家法治，与民主的公开性原则和公民应有的知情权相悖，而且也会脱离群众的监督，是不可取的，应予否定、扬弃。

至于“听话出活”，长期以来也当作清华学生的隐性培养目标和选择干部的标准。据说这一格言曾被演绎为“做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出活”是应当的，无可非议，且可说是清华干部可以自豪的一大特色，亦可解释为校训“自强不息”的体现；但“听话”则需要分析，一般应是指服膺真理，或“听党的话”，而不应只是听某个领导人的话，如广泛流传的所谓根据“* *（校领导人） 精神”之类。至于做“驯服工具”，又何能“奋发有为”？即使是对校党委乃至执政党的某些决定，有时也需要问个“为什么”。历史已经表明，党组织也可能犯错误。殷鉴不远，应当记取。

其实，清华人历史上也有胜过此语的格言：如早期清华学生中的首批共产党员施晃、冀朝鼎等自发组成的革命社团 “超桃”（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意思），就奉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座右铭。前引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应予继承发扬的理念。

三、通才教育

老清华一贯的教育方针是“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与“英才教育”。一些清华老教授大都持此观念。像梅贻琦、叶企孙、潘光旦、冯友蘭、梁思成、陈岱孙诸大师，无不强调此点。我读过梁思成教授在解放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理工与人文》一文，其中提出：理工与人文是相通的学问，不可偏废。只会理工、不懂人文，或者只会人文、不懂理工的人，只能算是“半个人”。他甚至提出要“打倒 ‘半个人的世界’！”他们都认为，如果工科学生只埋头于他那个狭窄的专业，没有人文方面的素养，最多只能做一个“高级匠人”。我们电机系的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系会上对我们的教导是：“青年人既要学‘为学’，更要首先学‘为人’。”学“为人”，固然要有道德素养，学“为学”也不能限于本行专业，而要有广泛的文化与社会知识，这也有助于养成高雅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一个人可能很有专业知识，但不一定有文化。他是某行专家，如果不具备“通识”与“达德”，则只是“半个人”，不能算是文化人，也不可能成为某行专业领域的大师、科学家、思想家。近年流行所谓“钱学森之问”——解放后我国大学为什么至今没有培养出“大师”？其因或出于此。

清华老一辈大师中，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大都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兼通文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创办人顾毓琇，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作品甚丰的著名诗人、戏剧家、音乐家。梁思成也是如此。他们将几千年的中西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融化于自己的血脉之中，在“为人”与“为学”上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

到我们这一辈，虽然已大不如前人，但仍得通才教育之余荫。我们同班同学一百人中，既有大批电力、电讯方面著名的本行专家教授，单是工程院士就有四位；而且，还出了一位长于管理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一位著名的工业经济学家、两位法学家、一位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家，乃至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参加工作后能自如地转入其他专业或兼精其他学问，并成为出色的行家，得益于他们在校时所受的通才教育。我在校时就常去听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晗等文法学院的大师们的演讲，到建筑系去听美术史课和学画素描，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获取多方面的人文、社科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和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得到多方面锻炼。

当然，改革开放后我由工科改行搞文法科，从事法学研究与法治建设，其成就也与原来所学理工的知识息息相关。我50岁才转行到法律界，研究法理和从事立法实务，经过40年的历练，居然被学界评为首批“著名法学家”和“法学终身成就奖”，并被过誉为“法学启蒙思想家”、“白发青年”“法学泰斗”“当代中国法治三老”之一，云云。人们常诧异我居然老年出家，能“华丽转身”，询问有何秘诀？——其实，之所以被过誉，实基于中国法治与法学过于蒙昧“幼稚”，致使外行经过历练也能冒尖；再则多少得益于通才教育，这也是从小学到中学就已开始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初中时期我就通读过《四书》等古籍和背诵唐宋诗词；十七岁就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时评；高中时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办壁报获全校冠军，得“笔扫千军”奖旗。这些经历都是 “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有助于 “通识”的培养。

解放后，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清华的文法理学院被合并到北大，只剩下工科。在教育目标上提出“又红又专”要求，“红”则主要是注重政治立场；“专”则是限于本行专业，而且越分越细。强调“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亦即培养“红色高级工匠”，而不是文理兼通、“厚德载物”的通才、文化人、思想家和科学家、学问家 (凡追求这些的往往被扣以“白专道路”)。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过限于专业知识外加文娱体育活动，而对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结晶与文化知识精华的“通识”，和崇高道德情操的陶冶，受当时“专才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及阶级斗争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就有所局限和欠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学生红卫兵带头大搞武斗，残害老师和革命干部，固然主要是错误路线的误导所致，但这样的暴行，是提倡“尊师重道”、“厚德载物”等人文素养的老清华师生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后，清华已经开始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教改中力图恢复综合大学的规模和格局，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利用综合大学文法理工多学科的优势，去强化通识教育，也会是事倍功半。前些年发生大学生在北京动物园拨硫酸伤熊事件，竟然是清华电机系的应届毕业生干的，而且这个学生的动机不过是想试验狗熊的“嗅觉灵敏度”。这使舆论大惊。这虽是个案，不能以一概全；这一事件固然也可以归咎于他本人的社会公德问题；但其只迷于“科学试验”而不通达人情事理，不懂得关爱人而及于人类的动物朋友，缺乏“仁爱”“恻隐”之心和“文雅”的学者情操和君子风度，可能多少与学校较多注重培养“专才”、“科学匠人”，而不大注重“通识”教育的偏颇有关。才多识寡，难免成为头脑简单的书呆子，或恃才傲物，难容于世。

四、 “言胜于行”还是“行胜于言”

记得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草坪上竖立着上世纪20年代老校友献给母校的一个石雕日晷，上刻“行胜于言”4个大字。这对当时不良政风和社会风气是有所针对的。现今更有现实意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清华校友）的习近平也注意及此。他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他还说过，各级党员干部如果都能坚持行胜于言、知行合一，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就一定能迅速刮起一阵真抓实干、勤政务实的“实干”之风，于国于民都利大于弊。[转引自《复兴时评》网文：​《行胜于言，党员干部要少说多做 》，2017-12-20 23:37 ]

近年来召开的党的18大和19大以及党中央的全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和最高领导人的多次讲话，提出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建立法治社会，还特别强调“宪法的权威贵在实施”，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这些格言和思想也是我们法学界40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如果能真正实行，那就可以说是把法治提升到了宪治阶段。

当然，文字上的新思想不是空谈，需要付诸实行。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官员，所追求所实行的却仍是人治。权力高度集中，虚夸之风甚嚣尘上，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如清华有的教授宣称现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至于某些党政部门出现的一些违宪行为，迄今也少见纠正。这是令人担心的。

“宪法贵在实行”绝非空话，我衷心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母校大礼堂前的石晷格言能真正奉行，切实做到“行胜于言”！

---

*郭道晖，1951年清华电机系毕业，曾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4月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调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又返聘为《中国法学》总编辑十年。

五柳村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 上午9:44收到

 

2003年5月7日五柳村曾发出一篇短文，自己的话不多，主要是介绍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时对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讲话。链接了新华社的报道《温家宝视察清华农大》，没有转发。这个链接现在仍然有效，为方便读者，这次全文照录于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5月4日温家宝视察清华农大时说‘五四’的精神归根到底是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窃以为民主与科学后面这个”的”字很重要,它表明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而在一个时期内,常有把三者分割,并淡化民主与科学,突出爱国主义之误会.其实爱国主义有多种,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用他们爱国主义诱使青年为他们的侵略目的卖命呢.义和团那种爱国主义没有理性,危国祸民 ,也不可取.而无民主之爱国主义,恰可以为假借其名行剥夺人民之实者大开方便之门.此一字之增,重于泰山,值得人们,特别是我北大人深思.

---

2003年05月04日 21:05

 

2019年5月2日 18:50

北京大学校门口的行人（2016年7月27日）
华盛顿 —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中共高调纪念并鼓励青年到艰苦的基层磨练之际，北京大学多名想在劳动节期间体验工人生活的左翼学生失联，另有学生在校园内遭控制。

据佳士工人声援团和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5月1日发布的消息，4月28日结队前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的5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邱占萱、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和王瀚枢4月29日早上8点多下了夜班后全部失联。

此前，这些学生拍到几名便衣从北大到亦庄的工厂一路尾随他们，并通知厂里要“严加监视”。

胡佳表示，初步判断他们被国保人员非法拘禁，并可能扣押至五四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同时，曾因关注和声援深圳佳士科技工人要求建立工会而遭打压的北大药学院2016级本科生沈雨轩，29日晚10点半在和另一名同学在医学部自习时，突遭警察、保安等的暴力相待。

消息表示，沈雨轩通过短信发消息，说自己上厕所时，几名男警察踹门，把她拉出厕所，撂倒在地，反剪双手强行带走，随后被约谈到凌晨2点。但是，沈雨轩29日早再次失联。

此外，北京校内的几名学生29日晨练时，也遭到几名态度非常嚣张的警察公开尾随。

胡佳发推文表示，一年来北大已经完全“1984”化，学生会时刻受到监视和控制。

胡佳指控前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邱水平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以国安和国保密织的国家黑社会势力网路完全控制了北大。

对此，佳士工人声援团1日劳动节在推特发文声援“因为劳动被消失的北大学子”，并形容此事是“北大现实版1984”。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在1949年出版过一部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1984》。

文章指出，4月29日，北京五环外的亦庄，5名北大前马会的同学“被消失”。为了过真正的劳动节，他们刚从12小时的夜班劳动中走出来。

文章形容：“4月30日，光鲜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竖满红旗，总书记发言：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

海彦：习近平纪念五四强调爱中共 避谈民主科学及反专制

2019年4月30日 19:25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30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角度，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尤其强调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回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普世价值精神，即“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以及反封建、反专制的主题。

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7千多字的讲话中，18次提到“爱国”一词，而习近平的重点是要中国当代青年爱国，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为主的学生运动，是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抗议。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国人极度不满。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并追随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是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之后，探索中国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2019年除了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00周年外，也是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病逝所触发的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30周年。八九民运以中共派遣野战军6月3日晚及6月4日凌晨开始的六四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搜捕而遭到镇压。30年来，中共当局对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极为敏感，只字不提并全方位封杀。

---

纪念“五四”100周年 习近平颂扬爱国，不谈反专制

纽约时报/储百亮, AMY QIN 17:08

“五四”对中共而言敏感而充满政治意味。习近平重述了这场划时代的反抗运动，强调爱国，要求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使之服务于自己的专制民族主义议程。

北京——一百年前，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成为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抗运动；一百年后，习近平主席在周二利用了这一事件，推广他的专制民族主义品牌。他的举动清楚地表明，对于这场给政权敌友双方都带去了启发的运动，共产党决心将它的遗产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9年5月4日，反西方殖民主义的抗议活动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推动传播了一大波抗拒中国传统和等级制度的思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年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颂扬了”五四运动”的爱国形象，避而不谈它的反专制主题。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习近平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说。”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说。

“五四”是共产党必须小心应对——或抑制的——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纪念日，今年尤其如此。中共有理由保持警惕：”五四”纪念日过去曾推动过抗议活动，包括1989年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那场活动以当年6月3晚间至4日凌晨士兵的血腥镇压而告终。

参观者在聆听对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介绍，他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共产党还在努力克服增长放缓问题，这加剧了其对发生民众骚乱的担忧。根据政府网站发布的通知，官员们已要求学校在”五四”及其他”敏感期”，”及时预警通报涉稳情况”。

“新的学期开始，他们就跟我们讲今年是非凡的一年，也较敏感的，所以不能不讲理，”敢于发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说。

1919年，西方战胜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无视民族自决的承诺，决定让日本继续占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华东地区，导致了中国”五四”抗议活动的爆发。

许多中国人曾希望，作为对中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参战的承认，这部分领土将归还中国。而当时的政府应对西方政府软弱无能，愤慨的中国首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

今年，数百万中国学生正在重温1919年的历史教训，这其中已经去掉了一切会提示他们走上街头的内容。在课堂和展览中，他们已被告知中国决不会再遭受凌辱。

（图略）一个展示五四学生抗议标语的展厅。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全部都是讲保持爱国主义精神的，”会计学专业学生吴明克（音）上周在北大红楼（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的博物馆与另外三名同学参观”五四”主题展览时说，那是许多游行者当年学习过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中国要求归还领土，世界不肯听我们的。如今，我想，他们必须得听从。”

习近平是最近一位重述”五四”故事、使之与他的议程相符的共产党领导人。几代中国学生已从教科书上学到，1919年的抗议活动是1921年共产党成立及其取得势不可挡之胜利的前奏。此外，自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是地方活动人士——以来的领导人都曾利用该运动来拉拢或劝诫学生和知识分子。

“即便是专制政府也得有某种说法，以便告诉民众为何应由他们执政，”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

华志坚还说，”五四”的民族觉醒说利于习近平关于中国迈入自信强国”新时代”的承诺。”你能看到为何严密控制的’五四’版本能够服务于这种新时代的说辞。”

1919年，一群身穿传统长袍、挥舞旗帜的学生试图向驻京西方外交使团表达他们的要求，其中几人烧毁了一名中国政客的家，指责此人向日本屈服。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蔓延。官员们同意释放5月4日被捕的学生，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尽管那片领土仍由日本人掌握。

（图略）参观者在观看五四学生抗议展览的照片。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对其他中国人来说，1919年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勾起共产党不喜欢的回忆。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段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动荡时期，学生们呼吁”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一个不受传统束缚的自由社会；他们还积极探索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

“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反权威思想为共产党的批评者提供了灵感。1989年是1919年抗议的70周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天安门抗议期间走上街头。

今年，各大高校纷纷推出了一些温和的纪念活动，比如北京大学的”五四青春长跑”。它将穿过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洗劫，如今已成为国家痛苦回忆的象征。

近几个月来，警方对北京数十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采取了严厉打击，这些学生支持中国南方受欺凌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五四”视为一种鼓舞。官员们还试图禁止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声。从7月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今年3月，清华大学对他进行了停职调查。

周日，身着便衣的安全警察一直在监视着许章润，他与二十几名朋友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聚集在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前献花。这座石碑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学者王国维以及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图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蔡元培雕像。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许章润在短信中说，”五四”象征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学生和学者的”觉醒”，明白自己有权利和义务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畅所欲言。他说：”今天纪念五四还需要立基于这一’主体的觉醒’。”

但中国南方作家林贤治说，几周前，出版社放弃再版他的书《五四之魂》，这本书着重讲的是那个时代打破传统的一面，最后一次出版是在2012年。

“十年前我说了五四精神已经死了，”林贤治说。”今天它是更死了。”

官员们对学生的担心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830万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很难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学生打算反对习近平发出的团结在党周围的号召。

“看到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惊，”在博物馆里的”五四”运动展上，高一新生庞天津（音）指着展品说。”当时的学生抗议者非常勇敢。”

那么他会如何纪念一百周年纪念日呢?

“嗯，抗议肯定不行，”他说。”马上就会被抓起来。”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Zhang Qia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网友推荐

張貼者：《新世纪》 NCN 位於 4/30/2019 05:29:00 上午

---

评论 | 王丹：习近平歪曲五四精神

RFA 2019-04-30

2019年4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在大会上要求中国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美联社）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週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与反思一百年前那场爱国学生运动，及其对之后中国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次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进入现代国家的建设的尝试，它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思潮，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投身运动之中，而“民主与科学”更因此而被公认为五四运动的主题。

然而，4月3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大会上的一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却严重地歪曲了五四精神，偷换了五四运动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恶意扭曲行为，我们不能不严正指出其荒谬之处。在习近平令人昏昏欲睡的枯燥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五四运动”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的认定。实际上，一百年前那场运动确实是以希望国家强大为出发点，爱国思潮当然也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但五四运动的重点是“如何”爱国，而不仅仅是“爱国”本身。正是因为当时的知识份子阶层关心的重点是如何使得国家更加强大，才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认为只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的求知精神，才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文明的轨道。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中，“科学”的含义，按照胡适的解释，并不是指一般的科学技术，而主要指的是“科学的精神”，强调的是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而对今天的中共来说，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正是对一党专制制度的威胁，所以他们干脆就改写历史，完全抹煞了五四运动真正的实质内容，而把运动形式上升为了运动的实质。这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

更有甚者，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言不惭地提出，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他要求中国的年轻一代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更是公然篡改历史的恶劣行为。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而中共的成立是在1921年，虽然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但是那仅仅是社会思潮的体现，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政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把继承五四精神说成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似乎五四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更是荒谬至极。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根本就不存在呢。可以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连结。在五四运动100週年的今天，中共和习近平不是号召大家重新思考“民主与科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不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更反映出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任意歪曲历史、编造历史的行经。

习近平和中共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五四精神，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内心对于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恐惧，是对民主与科学这样的精神的恐惧，因此，通篇习近平讲话，与其说他们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週年，不如说是在试图消灭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的存在，用一个假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习近平所谓的制度自信。

4月30日，中国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举行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五四精神定义为爱国精神，勉励青年为国家争光。学者对此说法不置可否。

(德国之声中文网)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政治运动，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中牺牲中国权益。时隔一百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道，五四运动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精神，尤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习近平说: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习近平在演说中赞扬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背负着国家、民族的使命，他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然而，他劝诫青年，要树立伟大理想，且唯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大我，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他说: “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
德国之声记者联系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向张鸣朗读习近平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寻求他的看法，他说: “这就是教科书的定性，两个混着一起说，而且都说不清楚。”

历史照片：1919年5月4日

张鸣告诉德国之声，在他眼里，五四运动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成分是很大的，就是输入西方学理、改善我们的文化、打倒孔家店；另一个五月四日当天爆发的政治运动，是抗议中国同样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中被欺负了，被日本欺负所以抵制日货。

张鸣认为，两个五四其实是两回事，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区分这两个运动到底怎么回事。”后一个政治运动事实上就我看，我评价不高，但是新文化运动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中国需要输入学理、输入西方思潮、输入西方文化，虽然有些偏颇。”

至于现在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不甚清楚，张鸣说: “到底什么叫做五四精神什么叫五四文化都是一笔胡涂帐，所以就是谁纪念谁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就这么说呗。”

德国之声问张鸣，对五四运动的民主意义有什么评价，现在呢? 张鸣随即接话答道: “当时的五四运动到底有几个是合法的? 它是暴力行为，你砸人家家、或是烧人家房子这个事不合法的，被抓也是这个原因。比如说你不让人家卖东西，你把人家家给烧了，或是把人家打了是不合法的，走哪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当时政府是允许学生游行的，尽管政府不高兴，但是政府是允许的。现在你能允许吗? 咱们不讲新文化运动，单讲后面这一点就不行嘛。至于像新文化运动这样输入学理，更不行了现在。”
日期 30.04.2019
作者 罗法

---

附：
专访：五四运动与暴民政治
日期 13.11.2018
作者 叶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欧洲媒体出现了大量对一战历史的回顾、反思。中国虽为参战国之一，但很多人感觉一战离中国很遥远。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其实一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转折

德国之声：中国虽然名义上是一战的参战国，但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事，距离主要战场也比较遥远，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和一战的关系并不密切。事实是这样吗？

袁伟时：情况不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内政和外交都是一件大事。外交上，首先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战争一开始，日本就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胶州湾，就是现在的青岛。后来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与此有关。

内政方面，1917年以后，对于中国要不要参加欧战，国内政界和社会发生了强烈的争论，甚至是分裂。协约国方面的美国、英国、日本都主张中国参战，德国则力图阻止，也使用了很多手段，包括贿赂。贿赂的对象有国会议员，还有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拒绝了。最后间接找到孙中山。根据多方面的历史文献，包括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可以确凿地证明，德国至少给了孙中山一百万大洋。这笔钱被用于政治活动，包括收买北洋政府海军的一支舰队倒戈南下广东。另外召集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到广东，另外成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这就造成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此后中国长期政治动荡不安，跟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

德国之声：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的认知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至少在历史教科书里被赋予了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场由一战的结果引发的运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不是比战争本身更大？
袁伟时：一般中国人常常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混淆起来。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从19世纪就发展起来的民间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爱国运动也是民间运动，但它是一个政治运动，抗议日本掠夺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包括青岛和胶济铁路；反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掀起了全国性的一场巨大的群众运动，为时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凡尔赛条约将青岛划归日本

由于当时一些外交内幕民众并不了解，造成五四爱国运动在天安门示威之后失控，部分抗议者到东郊民巷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寄希望于美国主持公正。另一支游行队伍群情愤怒之下，焚烧了被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这样的暴力行为引起了舆论的分裂，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义行动，群众有权惩罚卖国贼。只有以梁漱溟、胡适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这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不管曹章有多大罪恶都应由法院审判，不能随意破坏他人财物，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但这个呼声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结果是开创了中国学生运动随便动用暴力、继而演变成暴民专制的先河。这也是导致后来中国政治局面动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当时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当代文明代表的西欧列强，会卷入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原因何在？这是世界性的一个辩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但没有找到答案。有的说这是公理的胜利，蔡元培就说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中国的思想界也分裂了，一部分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后，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长期斗争，包括长期的内战。

德国之声：中国参战的一个细节–欧洲战场上中国劳工的命运最近几年在欧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影片。有的研究认为，这批华工是欧洲最早华人社区形成的源头。这是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一段历史？

袁伟时：这件事历史学界是知道的。15万华工来到欧战战场，主要是法国，从事挖战壕、清理战场等后勤工作或在工厂里做工，非常艰苦。有一些数字说，死伤的人上万。国内也有人研究这个课题，因为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就是在那时，中国人掀起了留法的高潮，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有些人在法国试图为华工办教育，成立法华教育基金会，为工人办学，这些人中的一些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上却是分裂的。民间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发财了，但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因为国家其实是分裂的，各省都将财政税收据为己有，不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得不借款，主要是向日本借，这里面又衍生出一大批故事，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后来巴黎和会上的一些争议也与此有关。

德国之声：一战百年，西方媒体出现了不少将战前的欧洲与今天对比的分析，并找出一些类似点，比如民粹主义兴起、大国相争等。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您如何看这种比较？

袁伟时：这个比较我也注意到了，在我看来这样比是比较牵强的。因为100年来世界局面有了很大变化，简单的类比，可以举出一些相似的例子，但其实差别太大了。当下虽然有民粹主义兴起，也有各种国家间的矛盾，但没有一个像当时德国那样的军国主义大国兴起。一战前欧洲几个大国博弈，与德国的崛起和其军国主义的传统有很大关系。现在的欧盟，以德法为核心，迈向一体化大体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么欧洲以外另一个国家的兴起，是否会挑起战争？ 我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朝鲜金家王朝可能会搞核讹诈，但小小朝鲜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战，只能是局部的军事冲突。

那么中国呢？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你可以说他的各种决策不一定都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有很多批评，但有一点我看是比较清楚的：他是想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富强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是专心致志要发展经济的。他也搞军事现代化，但并不想占领哪个地方或对外发动战争。他没有这个动机。与周边邻国的领土矛盾，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回把它搁置起来。局部的看似紧张的形势，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但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连局部战争我认为也打不起来。大陆和台湾、中日之间都不会打起来，因为它们的经济融合、联系太紧密。

袁伟时，历史学家，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