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日 18:50

北京大学校门口的行人（2016年7月27日）
华盛顿 —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中共高调纪念并鼓励青年到艰苦的基层磨练之际，北京大学多名想在劳动节期间体验工人生活的左翼学生失联，另有学生在校园内遭控制。

据佳士工人声援团和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5月1日发布的消息，4月28日结队前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的5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邱占萱、焦柏榕、孙嘉言、李子怡和王瀚枢4月29日早上8点多下了夜班后全部失联。

此前，这些学生拍到几名便衣从北大到亦庄的工厂一路尾随他们，并通知厂里要“严加监视”。

胡佳表示，初步判断他们被国保人员非法拘禁，并可能扣押至五四100周年纪念日之后。

同时，曾因关注和声援深圳佳士科技工人要求建立工会而遭打压的北大药学院2016级本科生沈雨轩，29日晚10点半在和另一名同学在医学部自习时，突遭警察、保安等的暴力相待。

消息表示，沈雨轩通过短信发消息，说自己上厕所时，几名男警察踹门，把她拉出厕所，撂倒在地，反剪双手强行带走，随后被约谈到凌晨2点。但是，沈雨轩29日早再次失联。

此外，北京校内的几名学生29日晨练时，也遭到几名态度非常嚣张的警察公开尾随。

胡佳发推文表示，一年来北大已经完全“1984”化，学生会时刻受到监视和控制。

胡佳指控前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邱水平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以国安和国保密织的国家黑社会势力网路完全控制了北大。

对此，佳士工人声援团1日劳动节在推特发文声援“因为劳动被消失的北大学子”，并形容此事是“北大现实版1984”。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在1949年出版过一部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1984》。

文章指出，4月29日，北京五环外的亦庄，5名北大前马会的同学“被消失”。为了过真正的劳动节，他们刚从12小时的夜班劳动中走出来。

文章形容：“4月30日，光鲜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竖满红旗，总书记发言：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

海彦：习近平纪念五四强调爱中共 避谈民主科学及反专制

2019年4月30日 19:25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30日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从中共的意识形态角度，将五四运动的核心重新诠释为“爱国主义”，尤其强调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回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普世价值精神，即“德先生和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以及反封建、反专制的主题。

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一个人不爱国，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有分析表示，习近平在7千多字的讲话中，18次提到“爱国”一词，而习近平的重点是要中国当代青年爱国，就要听党话、跟党走，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增强习近平提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为主的学生运动，是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抗议。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国人极度不满。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并追随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是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之后，探索中国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2019年除了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00周年外，也是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病逝所触发的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30周年。八九民运以中共派遣野战军6月3日晚及6月4日凌晨开始的六四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搜捕而遭到镇压。30年来，中共当局对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极为敏感，只字不提并全方位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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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100周年 习近平颂扬爱国，不谈反专制

纽约时报/储百亮, AMY QIN 17:08

“五四”对中共而言敏感而充满政治意味。习近平重述了这场划时代的反抗运动，强调爱国，要求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使之服务于自己的专制民族主义议程。

北京——一百年前，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成为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抗运动；一百年后，习近平主席在周二利用了这一事件，推广他的专制民族主义品牌。他的举动清楚地表明，对于这场给政权敌友双方都带去了启发的运动，共产党决心将它的遗产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9年5月4日，反西方殖民主义的抗议活动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推动传播了一大波抗拒中国传统和等级制度的思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年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颂扬了”五四运动”的爱国形象，避而不谈它的反专制主题。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习近平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说。”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说。

“五四”是共产党必须小心应对——或抑制的——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纪念日，今年尤其如此。中共有理由保持警惕：”五四”纪念日过去曾推动过抗议活动，包括1989年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那场活动以当年6月3晚间至4日凌晨士兵的血腥镇压而告终。

参观者在聆听对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介绍，他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共产党还在努力克服增长放缓问题，这加剧了其对发生民众骚乱的担忧。根据政府网站发布的通知，官员们已要求学校在”五四”及其他”敏感期”，”及时预警通报涉稳情况”。

“新的学期开始，他们就跟我们讲今年是非凡的一年，也较敏感的，所以不能不讲理，”敢于发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说。

1919年，西方战胜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无视民族自决的承诺，决定让日本继续占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华东地区，导致了中国”五四”抗议活动的爆发。

许多中国人曾希望，作为对中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参战的承认，这部分领土将归还中国。而当时的政府应对西方政府软弱无能，愤慨的中国首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

今年，数百万中国学生正在重温1919年的历史教训，这其中已经去掉了一切会提示他们走上街头的内容。在课堂和展览中，他们已被告知中国决不会再遭受凌辱。

（图略）一个展示五四学生抗议标语的展厅。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全部都是讲保持爱国主义精神的，”会计学专业学生吴明克（音）上周在北大红楼（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的博物馆与另外三名同学参观”五四”主题展览时说，那是许多游行者当年学习过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中国要求归还领土，世界不肯听我们的。如今，我想，他们必须得听从。”

习近平是最近一位重述”五四”故事、使之与他的议程相符的共产党领导人。几代中国学生已从教科书上学到，1919年的抗议活动是1921年共产党成立及其取得势不可挡之胜利的前奏。此外，自毛泽东——”五四”时期他是地方活动人士——以来的领导人都曾利用该运动来拉拢或劝诫学生和知识分子。

“即便是专制政府也得有某种说法，以便告诉民众为何应由他们执政，”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

华志坚还说，”五四”的民族觉醒说利于习近平关于中国迈入自信强国”新时代”的承诺。”你能看到为何严密控制的’五四’版本能够服务于这种新时代的说辞。”

1919年，一群身穿传统长袍、挥舞旗帜的学生试图向驻京西方外交使团表达他们的要求，其中几人烧毁了一名中国政客的家，指责此人向日本屈服。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蔓延。官员们同意释放5月4日被捕的学生，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尽管那片领土仍由日本人掌握。

（图略）参观者在观看五四学生抗议展览的照片。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对其他中国人来说，1919年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勾起共产党不喜欢的回忆。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段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动荡时期，学生们呼吁”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一个不受传统束缚的自由社会；他们还积极探索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

“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反权威思想为共产党的批评者提供了灵感。1989年是1919年抗议的70周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天安门抗议期间走上街头。

今年，各大高校纷纷推出了一些温和的纪念活动，比如北京大学的”五四青春长跑”。它将穿过圆明园，这座皇家园林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洗劫，如今已成为国家痛苦回忆的象征。

近几个月来，警方对北京数十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采取了严厉打击，这些学生支持中国南方受欺凌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五四”视为一种鼓舞。官员们还试图禁止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声。从7月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今年3月，清华大学对他进行了停职调查。

周日，身着便衣的安全警察一直在监视着许章润，他与二十几名朋友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聚集在一块刻有铭文的石碑前献花。这座石碑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学者王国维以及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图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蔡元培雕像。 YAN C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许章润在短信中说，”五四”象征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学生和学者的”觉醒”，明白自己有权利和义务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畅所欲言。他说：”今天纪念五四还需要立基于这一’主体的觉醒’。”

但中国南方作家林贤治说，几周前，出版社放弃再版他的书《五四之魂》，这本书着重讲的是那个时代打破传统的一面，最后一次出版是在2012年。

“十年前我说了五四精神已经死了，”林贤治说。”今天它是更死了。”

官员们对学生的担心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830万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很难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

不过，似乎没有多少学生打算反对习近平发出的团结在党周围的号召。

“看到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惊，”在博物馆里的”五四”运动展上，高一新生庞天津（音）指着展品说。”当时的学生抗议者非常勇敢。”

那么他会如何纪念一百周年纪念日呢?

“嗯，抗议肯定不行，”他说。”马上就会被抓起来。”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Zhang Qia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网友推荐

張貼者：《新世纪》 NCN 位於 4/30/2019 05:29:00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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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王丹：习近平歪曲五四精神

RFA 2019-04-30

2019年4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在大会上要求中国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美联社）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週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与反思一百年前那场爱国学生运动，及其对之后中国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次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进入现代国家的建设的尝试，它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思潮，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投身运动之中，而“民主与科学”更因此而被公认为五四运动的主题。

然而，4月3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00大会上的一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却严重地歪曲了五四精神，偷换了五四运动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恶意扭曲行为，我们不能不严正指出其荒谬之处。在习近平令人昏昏欲睡的枯燥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五四运动”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的认定。实际上，一百年前那场运动确实是以希望国家强大为出发点，爱国思潮当然也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但五四运动的重点是“如何”爱国，而不仅仅是“爱国”本身。正是因为当时的知识份子阶层关心的重点是如何使得国家更加强大，才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认为只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的求知精神，才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文明的轨道。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中，“科学”的含义，按照胡适的解释，并不是指一般的科学技术，而主要指的是“科学的精神”，强调的是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而对今天的中共来说，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正是对一党专制制度的威胁，所以他们干脆就改写历史，完全抹煞了五四运动真正的实质内容，而把运动形式上升为了运动的实质。这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

更有甚者，习近平在讲话中，大言不惭地提出，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他要求中国的年轻一代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更是公然篡改历史的恶劣行为。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而中共的成立是在1921年，虽然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但是那仅仅是社会思潮的体现，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政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把继承五四精神说成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似乎五四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更是荒谬至极。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根本就不存在呢。可以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连结。在五四运动100週年的今天，中共和习近平不是号召大家重新思考“民主与科学”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不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更反映出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任意歪曲历史、编造历史的行经。

习近平和中共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五四精神，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内心对于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恐惧，是对民主与科学这样的精神的恐惧，因此，通篇习近平讲话，与其说他们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週年，不如说是在试图消灭五四运动在历史上的存在，用一个假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习近平所谓的制度自信。

4月30日，中国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举行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五四精神定义为爱国精神，勉励青年为国家争光。学者对此说法不置可否。

(德国之声中文网)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政治运动，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中牺牲中国权益。时隔一百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道，五四运动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精神，尤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习近平说: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习近平在演说中赞扬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背负着国家、民族的使命，他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然而，他劝诫青年，要树立伟大理想，且唯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大我，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他说: “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
德国之声记者联系上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向张鸣朗读习近平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寻求他的看法，他说: “这就是教科书的定性，两个混着一起说，而且都说不清楚。”

历史照片：1919年5月4日

张鸣告诉德国之声，在他眼里，五四运动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当中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成分是很大的，就是输入西方学理、改善我们的文化、打倒孔家店；另一个五月四日当天爆发的政治运动，是抗议中国同样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中被欺负了，被日本欺负所以抵制日货。

张鸣认为，两个五四其实是两回事，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区分这两个运动到底怎么回事。”后一个政治运动事实上就我看，我评价不高，但是新文化运动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中国需要输入学理、输入西方思潮、输入西方文化，虽然有些偏颇。”

至于现在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不甚清楚，张鸣说: “到底什么叫做五四精神什么叫五四文化都是一笔胡涂帐，所以就是谁纪念谁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就这么说呗。”

德国之声问张鸣，对五四运动的民主意义有什么评价，现在呢? 张鸣随即接话答道: “当时的五四运动到底有几个是合法的? 它是暴力行为，你砸人家家、或是烧人家房子这个事不合法的，被抓也是这个原因。比如说你不让人家卖东西，你把人家家给烧了，或是把人家打了是不合法的，走哪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当时政府是允许学生游行的，尽管政府不高兴，但是政府是允许的。现在你能允许吗? 咱们不讲新文化运动，单讲后面这一点就不行嘛。至于像新文化运动这样输入学理，更不行了现在。”
日期 30.04.2019
作者 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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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专访：五四运动与暴民政治
日期 13.11.2018
作者 叶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之际，欧洲媒体出现了大量对一战历史的回顾、反思。中国虽为参战国之一，但很多人感觉一战离中国很遥远。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其实一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转折

德国之声：中国虽然名义上是一战的参战国，但并没有直接参与战事，距离主要战场也比较遥远，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和一战的关系并不密切。事实是这样吗？

袁伟时：情况不是这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内政和外交都是一件大事。外交上，首先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战争一开始，日本就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胶州湾，就是现在的青岛。后来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与此有关。

内政方面，1917年以后，对于中国要不要参加欧战，国内政界和社会发生了强烈的争论，甚至是分裂。协约国方面的美国、英国、日本都主张中国参战，德国则力图阻止，也使用了很多手段，包括贿赂。贿赂的对象有国会议员，还有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拒绝了。最后间接找到孙中山。根据多方面的历史文献，包括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可以确凿地证明，德国至少给了孙中山一百万大洋。这笔钱被用于政治活动，包括收买北洋政府海军的一支舰队倒戈南下广东。另外召集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到广东，另外成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这就造成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政府的分裂局面。此后中国长期政治动荡不安，跟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

德国之声：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的认知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至少在历史教科书里被赋予了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场由一战的结果引发的运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不是比战争本身更大？
袁伟时：一般中国人常常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混淆起来。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从19世纪就发展起来的民间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爱国运动也是民间运动，但它是一个政治运动，抗议日本掠夺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包括青岛和胶济铁路；反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掀起了全国性的一场巨大的群众运动，为时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凡尔赛条约将青岛划归日本

由于当时一些外交内幕民众并不了解，造成五四爱国运动在天安门示威之后失控，部分抗议者到东郊民巷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寄希望于美国主持公正。另一支游行队伍群情愤怒之下，焚烧了被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这样的暴力行为引起了舆论的分裂，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正义行动，群众有权惩罚卖国贼。只有以梁漱溟、胡适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这是破坏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不管曹章有多大罪恶都应由法院审判，不能随意破坏他人财物，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但这个呼声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结果是开创了中国学生运动随便动用暴力、继而演变成暴民专制的先河。这也是导致后来中国政治局面动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当时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当代文明代表的西欧列强，会卷入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原因何在？这是世界性的一个辩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但没有找到答案。有的说这是公理的胜利，蔡元培就说这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中国的思想界也分裂了，一部分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此后，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长期斗争，包括长期的内战。

德国之声：中国参战的一个细节–欧洲战场上中国劳工的命运最近几年在欧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出现了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影片。有的研究认为，这批华工是欧洲最早华人社区形成的源头。这是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一段历史？

袁伟时：这件事历史学界是知道的。15万华工来到欧战战场，主要是法国，从事挖战壕、清理战场等后勤工作或在工厂里做工，非常艰苦。有一些数字说，死伤的人上万。国内也有人研究这个课题，因为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就是在那时，中国人掀起了留法的高潮，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有些人在法国试图为华工办教育，成立法华教育基金会，为工人办学，这些人中的一些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政治上却是分裂的。民间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发财了，但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因为国家其实是分裂的，各省都将财政税收据为己有，不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得不借款，主要是向日本借，这里面又衍生出一大批故事，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后来巴黎和会上的一些争议也与此有关。

德国之声：一战百年，西方媒体出现了不少将战前的欧洲与今天对比的分析，并找出一些类似点，比如民粹主义兴起、大国相争等。作为中国历史学者，您如何看这种比较？

袁伟时：这个比较我也注意到了，在我看来这样比是比较牵强的。因为100年来世界局面有了很大变化，简单的类比，可以举出一些相似的例子，但其实差别太大了。当下虽然有民粹主义兴起，也有各种国家间的矛盾，但没有一个像当时德国那样的军国主义大国兴起。一战前欧洲几个大国博弈，与德国的崛起和其军国主义的传统有很大关系。现在的欧盟，以德法为核心，迈向一体化大体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么欧洲以外另一个国家的兴起，是否会挑起战争？ 我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朝鲜金家王朝可能会搞核讹诈，但小小朝鲜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战，只能是局部的军事冲突。

那么中国呢？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你可以说他的各种决策不一定都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有很多批评，但有一点我看是比较清楚的：他是想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富强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是专心致志要发展经济的。他也搞军事现代化，但并不想占领哪个地方或对外发动战争。他没有这个动机。与周边邻国的领土矛盾，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回把它搁置起来。局部的看似紧张的形势，不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但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连局部战争我认为也打不起来。大陆和台湾、中日之间都不会打起来，因为它们的经济融合、联系太紧密。

袁伟时，历史学家，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RFA 2019-04-30

我相信百年前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都不会想到的是，当中国终于强大的时候，人民却更不自由了。当时的理解是，西方列强因人民自由而强大，中国则因民智未开、民权不举而遭受列强凌辱。但今天中国知识人面对的现实就是，当富国强兵已不再是梦想，中国人却不再享有曾经享有的政治权利，青年学子更是在专制淫威下，普遍失去抗争勇气（至少表面如此）。最具讽刺意义的莫过于这个事实，今天压迫性的政治秩序，很大程度正是百年前积极参与反抗的那代知识人中的不少干才，以巨大热情和牺牲打造出来的。

反抗者成为压迫者虽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在现代世界史中，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社会动员如此彻底，规模如此宏大，更不用说付出的生命和社会代价如此之惨重。替今日政治秩序辩护的人会说，这种种牺牲，包括今天中国人政治不自由，都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空前强大了。但现实是，今日中国的知识人不仅要硬著头皮去听独裁者隔三差五发布的所谓「金句」，而且，还要准备去承受独裁者与自由世界对抗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后果。这是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学子们绝难想像的。

百年前的中国究竟是甚么样？这其实是今日纪念「五四」百年的时候非常值得去了解和体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我现在的理解是，当时的中国固然有积贫积弱的一面，但其实也有现代工商业和现代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面，否则，「五四」运动根本搞不起来。「五四」时代的中国，不仅是政治相当自由的中国，也是社会充满活力的中国。中国不仅在文化、教育方面发展迅速，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方面的进步也非常可观。但中国的文化和知识精英，却有一种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进步很不协调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这种焦虑和危机感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中国引上了一条代价极为高昂的激进之路。

由于国共两党创始人（多是当时青壮的文化知识人），在把中国引到这条激进道路上都有逃脱不掉的责任，中国史家要重新解读现代史遭遇的政治困难非常大。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百年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遗憾，就是当代人对「五四」后中国现代化关键的一段历史，既搞不清楚，更没有能力深入解读。具体表现，就是中国主流知识人有意无意回避深入探讨一些重要的问题：「五四」后的中国有没有机会避免走上激进道路？是甚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令中国没有做出更理智的选择？

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正在迎来「文明冲突」的挑战。没有深入解读历史的能力，意味著中国对未来会再度缺乏理智选择的能力。当权者已经摆出了不惜与美国全面对抗和打仗的姿态，刺激美国把中国视为21世纪最危险的对手。就在上周，美国的「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发出了严重警告。

「五四」百年，当年的燕大早已不存，校园也被占；借庚子赔款创建的清华大学，日前竟把国学大师王国维墓碑封起来，警示学生不得发扬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还好，高压之下，香港、北京都有知识人的思想和精神领袖奋起抗议当局的不义。现场声威虽不及当年的「五四」，但网络所及，四海均有志同者回应。

BBC中文2019年 4月 30日

1919年，为响应北京学生，上海也爆发学生游行。

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13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3000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参加会后的游行示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引领了持续一个多月、覆盖中国一百多个城市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创造了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一段辉煌历史。

百年回首，有三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正义必须维护，国家独立不可侵犯。

对现代公民说来，正义——公民自由和国家独立是最高的是非标准。当时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践踏中国主权，是典型的侵略国。当年的日本青年在盲目的”忠君爱国”精神奴役下，成为军国主义者侵略别国的工具。反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就是维护正义。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赞扬之声不绝，赞扬的就是反侵略的正义精神。

一战结束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中国要求归还山东，但美英法三强最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引发了五四运动。战结束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中国要求归还山东，但美英法三强最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引发了五四运动。

第二，公民自由不可侵犯，法治不能践踏。

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曾经手对日借款）的住宅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参加游行的少数学生犯下的罪行。行动的动机是爱国激愤。当时只有北京大学讲师梁漱溟大声疾呼：”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不幸，梁漱溟的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后，学生动辄罢课，有些学生运动暴力行动屡见不鲜，蔑视少数人的权利，沦为暴民专制的工具。据中央研究院吕芳上教授研究，从1919—1928年，138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中，发生暴力事件23件，占21.6%。他们烧报馆，抄部长的家，如此等等，罔顾法纪。

胡适、蒋梦麟等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920年5月4日，他们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沉痛地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

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学生的暴力行动由自发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比如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当时一些学生认为《晨报》的报道没有准确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就是站在敌对势力一边，于是把晨报社连同附近20多间房屋烧掉。而背后操纵这一行动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举着条幅游行。

第三，政务一定要公开。

五四游行示威，指斥曹汝霖、章宗祥（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驻日公使）是卖国贼，直到6月19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撤除他们的官职，运动才告一段落。

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真研究过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持平之论，都认为他们在处理中日事务中没有出卖过国家利益。检视他们一生的言行，不但不是卖国贼，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人士。抗战时期，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他们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28年瓦解，尽管政府领导人频繁更换，但都致力于收回国家利权，根本不是什么卖国政府。他们也渴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青岛和胶济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就以会上日本振振有词拿出来的”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来说，著名报人王芸生在1930年代系统研究档案后指出：日方提出用日本借款修筑胶济路两条支线，”中国方面乃提议将胶济沿线之日本兵撤至青岛等条件，以为交换……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一个被日本利用的失误，显然与卖国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此外，他们经手的西原借款条件也是优惠的。

民国北京政府被戴上卖国帽子，是国民党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辩护蓄意制造出来的，史家应该为前人辨冤白谤。政治家和公民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务一定要公开。要是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及时披露真相，从短期看，与示威群众坦诚沟通，有可能较快化解对立，出现政府与民间联手对抗侵略者的局面。而从长远看，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多数公民会较快成熟，冷静、全面、理性看待一切，抵制极端。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学会如何与示威群众沟通，造成恶劣后果，创巨痛深，值得深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五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

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1.它萌发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它的基本内容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信念：自由（最早译为”人有自主之权”），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理性思维（科学）。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三纲六纪（六亲）为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反对拜倒在圣贤脚下，以他们的言论为是非标准。
3.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19世纪，它开始改变精英阶层的观念和知识结构。20世纪更硕果累累，推动了废除以三纲六纪为骨架的中华法系，移植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推动了废除以读经为中心的科举制，建立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体系；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语文合一，适应工商社会快速沟通和传播的要求；移植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揭露了三纲吞噬人性的本质，为公民的自由、平等铺路；击退了儒教写入宪法的诉求；推动文学革命，促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

警惕走回头路

快两百年了，新文化运动的追求尚未完全实现，出于不同目的的非议却甚嚣尘上。有三条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值得铭记的：

第一，识破走回头路的圈套。
思想、文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统一，众声喧哗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是有些言论或明或暗传播宗法专制毒液，人们必须提高警惕，特别不要要让他们毒害青少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中国应该以儒教为国教！”这是什么话？

第二，全面、冷静认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维。从此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解释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化运动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维。从此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解释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论者一再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为题撰文，强调以下观点：
1.在社会制度层面，自由、民主、法治是贯彻始终的现代人类共同价值，毫无妥协的余地，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在这里已没有发言权。
2.在非制度层面，多元文化是常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然淘汰。各方君子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价值的解释，最出色的也不过是有待时间检验的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3.移植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科，文学艺术的成就已远超前代。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被西方”殖民化”等等，都与实际不符。有些论者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口口声声维护本土传统，反对”殖民化”，不伦不类，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坚韧面对社会转型的长期性。
任何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都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由于历史积垢深沉，加上学习苏联的负面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中国共产党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循名责实，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所有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袁伟时历史学家、中国中山大学退休教授
——BBC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中国一家长支付650万美元帮子女进入美国名校

2019年4月28日 06:21
杜林

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生2019年3月14日在校园内步行。
华盛顿 —
美国媒体说，目前正在调查的美国入学丑闻牵扯到中国学生，一名中国学生的父母为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就读支付了650万美元。

这起入学造假案件涉及洛杉矶南部地区的钥匙全球基金会（Key Worldwide Foundation）。美国广播公司27日说，美国麻萨诸塞州地区检察官莱灵（Andrew Lelling）3月12日对基金会负责人辛格尔（William Singer）等50人提起公诉，指控他们通过考试和申请造假，帮助有钱人的子女进入美国大学。辛格尔承认有罪，罪行包括帮助学生在SAT和ACT考试中造假，或者在为有些学生填写入学申请时谎称申请人是学生运动员。

检察官莱灵指控说，辛格尔为此收取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贿赂。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在这个被称为校园蓝调行动（Operation Varsity Blues）的案件调查中，调查人员发现，中国的家庭是辛格尔入学案件中最富有的客户，其中一个中国家庭为了能让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向辛格尔支付了650万美元。

另一个中国学生叫郭雪莉（Sherry Guo），家长为了她能够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向辛格尔支付了120万美元。法庭文件把郭雪莉列为“耶鲁一号申请人”（Yale Applicant 1）。郭雪莉的律师斯波尔塔斯（James Spertus）就此发表声明说，“郭小姐不熟悉美国的入学申请程序。她希望到哥伦比亚或者牛津上大学。她原本不希望申请耶鲁，但辛格尔在耶鲁有关系，就说服她申请了耶鲁，让她很失望。在中国，学生们被告知到哪里上学。所以从文化层面来说，与一位习惯自由选择的在美国长大的学生相比，辛格尔对她的指示似乎并不离谱。我一点也不认为郭雪莉案情的罪责十分清晰。”

斯波尔塔斯证实，郭雪莉五年前从中国来到加州，在圣胡安加皮斯特拉诺市（San Juan Capistrano）上的塞拉天主教高中（JSerra Catholic High School），并学了英语。

报道说，辛格尔丑闻还涉及好莱坞明星，获奥斯卡奖提名的女性哈夫曼（Huffman）本月早些时候就向法庭认罪，最高可面临20年的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