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谈“禁谈‘劳动节当天禁谈8小时工作制’”

【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注】微博账号 @每日人物 于当地时间2019年5月1日发布了一则五一国际劳动节相关历史的微博：

在被强迫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甚至14小时的情况下，1886年的今天，美国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走上街头。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把每年的今天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劳动节。

上述微博后遭删除，微博用户 @Anakin 分享了不包含任何评论的删除提示“暂无权限查看(201122)”截图后，该条微博也遭到删除。微博用户 @圆桶里 分享 @Anakin  的微博被删提示截图的微博不久后也遭删除，于是就出现了如下删除提示“三连环”的画面：

@麦英俊_:……呃 ​​​​

附原微博：

微博截图

图源：新浪微博 @Anakin

中国数字时代2019年5月2日, 7:53 下午

浦志强 @puzhiqiang
有钱能使鬼推磨，老爸拍出650万美金，女儿就考进斯坦福。但你眯着嘛，干嘛得瑟？爹花钱了，你脑子没数儿？幸好媒体揭出，斯坦福开除，把舞弊者抓掉。换作中国，这能叫事儿？遍地博士，拿鸡眼看，都能瞧出没修过学分，拿积分换的，有媒体挖吗？有人被捕吗？搞个校庆，把一帮假博士当座上宾，真丢人。

下午10:38 – 2019年5月1日

下午5:27 – 2019年5月1日

方舟子认证账号@fangshimin
步长制药公司老总女儿去年曾经以“美国高考状元”的身份做直播介绍自己考上斯坦福大学的经验，“只要你有梦想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那就问心无愧！”不知出不起650万美元贿赂款的要怎么努力？

下午11:27 – 2019年5月1日

紧握你的手 @alongfreedom · 17小时17小时前 回复 @fangshimin

花650万送女儿上斯坦福的步长制药的老总当初贿赂被判死刑的国家食药监局长郑筱萸。

LUCY @zhanglucy88 · 20小时20小时前
【中国百亿富翁之女650万美元上斯坦福 ，曾直播自称美国高考状元】外媒指出高价入学事件当事人为该校学生赵雨思，目前该学生已被斯坦福開除，其父赵涛为步长制药公司董事长，现年53岁，新加坡籍，2001年起任公司董事长，现兼任步长（香港）董事。
據說是為後代培養“貴族”氣質，但賄賂來的，只有齷齪??
上午1:52 – 2019年5月2日

LIFETIME 视界? @LifetimeUSCN LIFETIME 视界 转推了 曹山石

中国药厂老板通过歪门邪道花650万美元将孩子送人斯坦福，这还不算，父母还专门出版一本书介绍天才女儿如何“凭本事”进斯坦福。在今年所有被曝光的非法进美国名校的案例中，这名中国老板与其他作案者比较有两大特点：1）花钱最多。2）混进名校后还继续包装、吹牛。

下午12:36 – 2019年5月2日

雪枭OS @owlsnow1213 · 8小时8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看步长制药的发家史，完全是个卖假药的。在土共的中医药政策庇护下，官商勾结，草菅人命，赚了几百亿不义之财。

南辕北辙 @PatrickMcGover4 · 8小时8小时前 回复 @LifetimeUSCN

步長藥業集團靠行賄發家，能以最少的賄賂獲得最大利益，乃行賄高手。在中國大陸，“行賄和行騙”不愧是發財的倆大法寶。但在依法治國的西方國家行賄失靈了。

【补充】

VOA 2019年5月3日 05:41

资料照：中国四川自贡灯贸集团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劳登郡举办的灯会所展示的中国龙与美国国会大厦。(2018年12月22日)

华盛顿 —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讨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暗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说法立即遭到很多亚洲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看法反映了对中国本身以及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而且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评估。

斯金纳：美中争斗是与不同文明和非高加索人种之间的和竞争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星期一在智库新美国主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谈到了她对美中目前的较量为什么与冷战不同的看法。

她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师从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斯金纳还提到，种族也是美国眼下与中国之间的争斗与冷战期间美苏争斗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

她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斯金纳所负责的政策规划司是国务院内部的研究机构。二战后，负责过政策规划的人包括遏制政策之父乔治·肯南、影响了美国冷战期间防务政策的前副国防部长保罗·尼茨、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前驻华大使洛德以及前副国防部长沃尔夫维茨等。

斯金纳：美苏冷战是西方内部的争斗

写过有关里根总统专著的斯金纳博士在这个论坛上与新美国的负责人斯洛特(Ann-Marie Slaughter)对话时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因为北京的政权不是西方哲学与历史的产物。

她说：“当我们想到苏联以及与它展开的竞争时，在某种程度上那是西方内部的一场争斗。”

她还提到了马克思的理论与西方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说这位德国犹太人发展出的哲学中的一些原则实际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

美媒：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

在斯金纳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后，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和周刊《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的报道。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

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看到这篇报道后都对斯金纳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前国防部官员：是对中国本身及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的根本性误解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Abraham Denmark)发推说，“如果这篇文章准确的反映了国务院对中国的想法，那么它意味着它对中国本身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

这位前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的副助理部长说，如果说美中竞争是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那么二战的太平洋战区怎么算呢？他说，更重要的是，种族与这些有什么关系？

邓志强也指出，斯金纳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即中国与苏联不同，美中竞争的本质也与美苏争斗不同，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战略。

史文：对中国威胁的本质做出的令人震惊的、基于种族主义的评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对斯金纳的说法做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

他在推文中说：“如果（报道）准确，这是对中国威胁的本质的一种相当令人震惊的、基于种族主义的评估。而它来自国务院使情况更糟糕。显然，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体制而是中国的文化？”

史文在看了斯金纳讲话的视频后发推说，报道没有错。他接着说：“美国政府真的走上了一条对中国这个挑战做出疯狂描述的非常危险和令人沮丧的道路。”

安德鲁·杨：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杨（Andrew Yeo）也不赞同斯金纳的这个说法。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容易建立不同种族的对比。就文明冲突而言，我不认为美中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

这位美国天主教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说，的确，美国与亚洲国家存在过紧张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时甚至出现了种族方面的紧张，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之间不能合作，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文明背景。事实上有很多案例表明，美国与亚洲国家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例如美日之间和美韩之间的合作。

他说：“我不见得认同这种描述。它不只是文明之间的差异，还有其他方面的组成部分，可能是美国的战略，也可能涉及竞争与实力以及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只是不同的文化与文明。”

华邮：很少的人认为种族是这场争论的核心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与特朗普总统大多数外交政策所不同的是，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华盛顿相对受欢迎。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不公平的，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危险的。

但是文章说，对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使用的一些措辞，事实上，很多人很不喜欢。他们无疑也不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视为是“文明的冲突”，而更少的人认为种族是这场争论的核心。

萧良其：特朗普政府需要进一步说明，但目前不必胡思乱想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其(Russell Hsiao)也明确表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过他在一个推文中说，公平的说，斯金纳并没有直接说美中之间的较量是文明的冲突。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应当进一步说明它的意思，而目前人们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胡思乱想。

在论坛上，当斯洛特说斯金纳的有关说法听起来像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斯金纳回答说，“有其中的一些信条，但是也有点不同。”

斯金纳接着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摘掉玫瑰色的眼镜，认清这个威胁的本质。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对中国人寻求获得的成就有一种尊重。”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在二战后的世界，文化与宗教认同将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

亨廷顿最早于199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上提出这一看法，93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 “文明的冲突？” 一文，回应他的学生福山92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书。1996年，亨廷顿进一步扩展了他的这一理论，并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这个理论在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引起很多的争论，911事件的爆发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国家安全人员最近在黑夜进入北大校园，抓捕殴打学生。我读后不胜愤慨！

不久前从《北京晚报》上读到北大党委书记易人的报道，一位曾经担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党组书记、山西省法院院长的人，到北大担任党委书记。我当时就担心北大会出事。本月7日，见到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名教授时，我曾向他打听，这个新党委书记到职后，师生有些什么反映？他说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我说：让一个一个安全部门的官僚来当北大的第一把手，肯定不是好事！

果不其然，这个国安部门的官僚到北大没有几天，就发生了秘密警察进校抓人的事件。

据朋友发来的网文介绍，本月9日晚上十点半左右，一帮黑衣人进入北京大学，在百年讲堂附近的路口，绑架了今年刚毕业的校友张圣业，对路过目睹他们暴行的几位在校学生进行威胁殴打。他们架着张圣业，坐上黑色轿车，扬长而去。事后，目睹绑架事件并遭到殴打的历史系2015级本科生于天夫发布视频，自述他当晚被黑衣人打倒在地，拳打脚踢，上衣被撕破的情景。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冯俊杰，也著文揭露了事件的过程。

张圣业前几个月参加了支持深圳佳士得工人为成立工会而维权的活动。曾前往深圳参加这一活动的北大、人大等校学生，回北京后大都遭到追踪监控。按照当局过去的行事惯例，此类活动必然要求校方配合。郝平被褫夺党委书记一职，改任校长，很可能同他配合不力有关，这才调来一个国安部门的官僚来当第一把手。于是就合乎逻辑地发生了身穿黑衣的秘密警察进校抓人打人的暴行。

如此恶劣的暴力事件，北大保卫部在两天后的11日晚上才发布通报，说此事“系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涉案犯罪的校外人员，不涉及在校师生”。虽然曲意掩盖，但也暴露出：1、那些黑衣人原来是公安机关派出来的，既然是公安机关拘捕“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不穿上警服，坐上警车，光明正大地在白天行动，却要身穿黑衣、乘着黑夜闯进校园？2、北大保卫部称黑衣人的行动是“依法”的，请问，这依的是什么法？哪个法律，哪条规定，允许公安机关可以在黑夜进高等学校捕人？3、公安人员乔装成黑社会流氓，却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校园抓人，显然是已经同北大当局沟通，经过他们同意，说明这件丑事是公安机关伙同北大当局实施的。

回顾1948年8月19、20两天，国民党政府的特种刑事法庭以“匪谍嫌疑”罪名，传讯北平、天津两地的大学生，上了传讯名单的北大学生达93名。当局派军警包围北大，但未敢入校捕人。8月23日，56位北大教师联名上书胡适，请他“阻止军警入校搜查逮捕学生”。胡适当天致信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说明他已派北大训导长贺麟“亲往西斋、红楼及灰楼各宿舍察看，意在寻得各该生……遍觅不得一人。”24日上午，贺麟带着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和宪兵十九团团长等人在红楼、孓民图书馆等处转了个把钟头，就把他们送走，算是接受检查了。

93名被特刑庭传讯的学生，只有农学院因地处罗道庄，远离校部，虽然校方拒绝军警进校，仍有7名学生在校外被捕，多数是没有被列入传讯名单的同学，九十来位被传讯者，都在校方保护下安全无恙。

七十年前的北大校方，从校长胡适、训导长贺麟到教师，都想尽办法，保护学生免遭逮捕迫害。而当今的北大，大权操在安全部门的官僚手中，安全机关得以公然入校捕人。这个重大差别，从问题的本质来考察，都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具体表现。当年被特刑庭传讯的北大学生，多属学生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北大学生中最优秀的爱国者；今天当局抓捕的，也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坚持正义公道，维护人民民主权利，本应受到校方的褒奖与保护。可是，北大校方却纵容警方进校捕人（也有可能是操纵警方，假手警方）。这个暴行体现出专制权力对民主的打压，野蛮对文明的挑战。北大又一次卷进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漩涡！

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以来，北大和全国其他大专院校一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经过党文化的熏陶和党的领导不断加强，高等教育传统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已经沦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养成所。国安官僚成为北大的最高领导人，标志着北大不但在教育上，而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已经堕落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北大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时期”。国歌上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句，现在完全适用于北大：“北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北大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救救北大！

2018年11月18日

清华百年大政方针小议

电机1951级 郭道晖*

从1911年清华学堂创立算起，至今已有一百零八年历史。又，自1959年校方成立校史编委会及校史编写组，之后扩展为校史研究室、校史馆，迄今也有60周年。

值此佳期，校史馆同志有出版纪念文集之议，邀我撰文。欣然应命之余，限于知情不多，且现年已逾90，往事多有遗忘，手头又无现存史料，碍难尽述。本文仅就记忆所及，略举清华历史上治校的大政方针、守则和箴言，稍加点评。所论或有讹误，请校史专家和清华校友费心校正；为总结经验教训, 不讳直言之处, 亦望海涵。至于继续搜集、编辑完整的治校铭言事迹，则寄望于校史馆的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

1959年校史组草创之初，我由清华党委宣传部调校史组，曾任副组长、代理组长，在几位原政治课教师共同协力下，以清华胜因院9号住宅为办公室，潜心修史达5、6年。在当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下，我们 “躲进小楼成一统”，得以避免某些干扰，完成了40多万字的解放前清华校史稿。1987年经中华书局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高校校史，获评为北京市第一届优秀社科图书一等奖。

我个人在埋头故纸中也获益良多。深感清华这样一个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其积累的中西人文思想、治校经验教训，厚重多采，是一大文化宝藏，有待后人不断发掘，正确弘扬；也有些思想遗产经过历史实践检验，需要加以辨正、扬弃。这或许也是 “不忘初心”的一项善举。

清华校史研究馆几十年来已编辑出版了不少史料典籍和设置校史展览馆，成绩卓著，有利于后人继承母校优良传统，弘扬清华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业绩。当然，可能仍有不少有重要意义的治校箴言未曾辑录，传喻后世；有些现已过时或原本有缺陷的校政方针，也有必要加以清理或扬弃。这是有望于校史馆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继续关注和尽力的。

一、关于清华校训

清华校训最早出自梁启超1915年（民国4年）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题为《君子》，其中引《易经—象辞》中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勉励清华学子要成为真“君子”，做像英国那样的“绅士”（gentleman）：严以律己 ，讲究节操，注重仪表，“望之俨然”。当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铭言内涵深厚，具有中国特色，比英国绅士的境界高远。校方据此定为清华校训，流传长久不衰。后来还在大礼堂的舞台天梁上, 塑挂含此校训的大校徽，以示警策。直到清华解放后才废除。

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清华由拥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科大学，以 “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为职志，几十年内培养了大批有用专才，对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不过此后对“自强厚德”的校训则予以搁置，对老清华教育多有非议，但出身于老清华的蒋南翔校长并不赞成对旧清华教育否定一切，曾提出“三阶段、两点论”的方针（即将清华历史分为解放前、解放后到院系调整前、院系调整后三阶段，每阶段都要一分为二地评价）。但限于当时的时势，旧校训仍不免被认为带有封建性，不能与新中国全盘学苏的教育方针和“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培养目标相适应。把“红”的标准绝对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 “左”的政治运动不断侵扰的情势下，正规的教育秩序已难以维系。虽蒋南翔校长对此局面也曾力求有所抵制，如强调清华教授“一百单八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要求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力争削减政治运动的冲击，等等，但毕竟难以完全超脱。仅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校错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大批学生与教师、干部沦为“贱民”，乃至劳改犯，有的甚至饿死于大饥荒的年代。至于文革十年的浩劫，文质彬彬的学堂蜕变为真枪真炮的战场，师道尊严狠遭践踏，厚德校训背弃九霄云外，校誉扫地，校友痛心。这些固然是当时总体上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也反映了清华治校和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失败。这些痛史殷鉴不远，校史研究不应回避。

改革开放以来，老清华“自强厚德”的校训重新复苏，获得校方承认，学子奉行。但鉴于新时势下究竟应以什么为校训，又有过某些争议: 校友中有人把老清华教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题辞中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援引出来，【1】主张这8个字才是应当奉为校训的正统。此议得到不少人赞成；也有校友认为这两个“八字箴言”可并行不悖，但都未成气候。

我想，后面8字确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但要能将它列为校训，以目前局势考量，恐有难度。现阶段不妨把原有校训的“自强、厚德”作扩大解释，使之包含“独立、自由”的元素，以之为自强的基础和厚德的目标。——思想不自由岂能“自强不息”，精神不独立何谈 “厚德载物”？

【1】 王国维纪念碑树立在清华园二校门内左侧第一教室楼旁小山坡上， 上刻有陈寅恪教授所撰纪念碑文，节录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关于大学之道

1．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这句名言，使清华大师云集，即使处于艰危困苦的“联大八年”，茅草教舍也聚集了当时中国顶尖的名师名士和培养出不少后继的博士院士，名扬海内外。

2．蒋南翔：“108将（教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 “教师和职工是学校前进的两个车轮”。

以上两句治校箴言，有助于消解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贬低，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3．不过在学校干部中，当时也流传两句格言：做“不漏气的发动机”和 “听话出活”的干部，这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不漏气”， 后来被解释为党委领导核心应当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似乎无可厚非。不过据我所知，此一信条的提出，源自反右斗争期间施行“阳谋”，应对党委领导核心内部有所谓“右派叛变”，泄露反右的权谋机密，因而有必要强调隐瞒内情，“抱团”对外。事后证明，当年清华所划“右派”全部属于错划，已全部“改正”。从整体上评估，“反右运动”全盘皆错。何况这种保密信条，有违政治道德和国家法治，与民主的公开性原则和公民应有的知情权相悖，而且也会脱离群众的监督，是不可取的，应予否定、扬弃。

至于“听话出活”，长期以来也当作清华学生的隐性培养目标和选择干部的标准。据说这一格言曾被演绎为“做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出活”是应当的，无可非议，且可说是清华干部可以自豪的一大特色，亦可解释为校训“自强不息”的体现；但“听话”则需要分析，一般应是指服膺真理，或“听党的话”，而不应只是听某个领导人的话，如广泛流传的所谓根据“* *（校领导人） 精神”之类。至于做“驯服工具”，又何能“奋发有为”？即使是对校党委乃至执政党的某些决定，有时也需要问个“为什么”。历史已经表明，党组织也可能犯错误。殷鉴不远，应当记取。

其实，清华人历史上也有胜过此语的格言：如早期清华学生中的首批共产党员施晃、冀朝鼎等自发组成的革命社团 “超桃”（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意思），就奉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座右铭。前引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应予继承发扬的理念。

三、通才教育

老清华一贯的教育方针是“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与“英才教育”。一些清华老教授大都持此观念。像梅贻琦、叶企孙、潘光旦、冯友蘭、梁思成、陈岱孙诸大师，无不强调此点。我读过梁思成教授在解放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理工与人文》一文，其中提出：理工与人文是相通的学问，不可偏废。只会理工、不懂人文，或者只会人文、不懂理工的人，只能算是“半个人”。他甚至提出要“打倒 ‘半个人的世界’！”他们都认为，如果工科学生只埋头于他那个狭窄的专业，没有人文方面的素养，最多只能做一个“高级匠人”。我们电机系的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系会上对我们的教导是：“青年人既要学‘为学’，更要首先学‘为人’。”学“为人”，固然要有道德素养，学“为学”也不能限于本行专业，而要有广泛的文化与社会知识，这也有助于养成高雅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一个人可能很有专业知识，但不一定有文化。他是某行专家，如果不具备“通识”与“达德”，则只是“半个人”，不能算是文化人，也不可能成为某行专业领域的大师、科学家、思想家。近年流行所谓“钱学森之问”——解放后我国大学为什么至今没有培养出“大师”？其因或出于此。

清华老一辈大师中，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大都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兼通文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创办人顾毓琇，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作品甚丰的著名诗人、戏剧家、音乐家。梁思成也是如此。他们将几千年的中西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融化于自己的血脉之中，在“为人”与“为学”上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

到我们这一辈，虽然已大不如前人，但仍得通才教育之余荫。我们同班同学一百人中，既有大批电力、电讯方面著名的本行专家教授，单是工程院士就有四位；而且，还出了一位长于管理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一位著名的工业经济学家、两位法学家、一位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家，乃至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参加工作后能自如地转入其他专业或兼精其他学问，并成为出色的行家，得益于他们在校时所受的通才教育。我在校时就常去听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晗等文法学院的大师们的演讲，到建筑系去听美术史课和学画素描，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获取多方面的人文、社科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和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得到多方面锻炼。

当然，改革开放后我由工科改行搞文法科，从事法学研究与法治建设，其成就也与原来所学理工的知识息息相关。我50岁才转行到法律界，研究法理和从事立法实务，经过40年的历练，居然被学界评为首批“著名法学家”和“法学终身成就奖”，并被过誉为“法学启蒙思想家”、“白发青年”“法学泰斗”“当代中国法治三老”之一，云云。人们常诧异我居然老年出家，能“华丽转身”，询问有何秘诀？——其实，之所以被过誉，实基于中国法治与法学过于蒙昧“幼稚”，致使外行经过历练也能冒尖；再则多少得益于通才教育，这也是从小学到中学就已开始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初中时期我就通读过《四书》等古籍和背诵唐宋诗词；十七岁就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时评；高中时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办壁报获全校冠军，得“笔扫千军”奖旗。这些经历都是 “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有助于 “通识”的培养。

解放后，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清华的文法理学院被合并到北大，只剩下工科。在教育目标上提出“又红又专”要求，“红”则主要是注重政治立场；“专”则是限于本行专业，而且越分越细。强调“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亦即培养“红色高级工匠”，而不是文理兼通、“厚德载物”的通才、文化人、思想家和科学家、学问家 (凡追求这些的往往被扣以“白专道路”)。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过限于专业知识外加文娱体育活动，而对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结晶与文化知识精华的“通识”，和崇高道德情操的陶冶，受当时“专才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及阶级斗争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就有所局限和欠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学生红卫兵带头大搞武斗，残害老师和革命干部，固然主要是错误路线的误导所致，但这样的暴行，是提倡“尊师重道”、“厚德载物”等人文素养的老清华师生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后，清华已经开始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教改中力图恢复综合大学的规模和格局，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利用综合大学文法理工多学科的优势，去强化通识教育，也会是事倍功半。前些年发生大学生在北京动物园拨硫酸伤熊事件，竟然是清华电机系的应届毕业生干的，而且这个学生的动机不过是想试验狗熊的“嗅觉灵敏度”。这使舆论大惊。这虽是个案，不能以一概全；这一事件固然也可以归咎于他本人的社会公德问题；但其只迷于“科学试验”而不通达人情事理，不懂得关爱人而及于人类的动物朋友，缺乏“仁爱”“恻隐”之心和“文雅”的学者情操和君子风度，可能多少与学校较多注重培养“专才”、“科学匠人”，而不大注重“通识”教育的偏颇有关。才多识寡，难免成为头脑简单的书呆子，或恃才傲物，难容于世。

四、 “言胜于行”还是“行胜于言”

记得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草坪上竖立着上世纪20年代老校友献给母校的一个石雕日晷，上刻“行胜于言”4个大字。这对当时不良政风和社会风气是有所针对的。现今更有现实意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清华校友）的习近平也注意及此。他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他还说过，各级党员干部如果都能坚持行胜于言、知行合一，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就一定能迅速刮起一阵真抓实干、勤政务实的“实干”之风，于国于民都利大于弊。[转引自《复兴时评》网文：​《行胜于言，党员干部要少说多做 》，2017-12-20 23:37 ]

近年来召开的党的18大和19大以及党中央的全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和最高领导人的多次讲话，提出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建立法治社会，还特别强调“宪法的权威贵在实施”，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这些格言和思想也是我们法学界40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如果能真正实行，那就可以说是把法治提升到了宪治阶段。

当然，文字上的新思想不是空谈，需要付诸实行。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官员，所追求所实行的却仍是人治。权力高度集中，虚夸之风甚嚣尘上，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如清华有的教授宣称现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至于某些党政部门出现的一些违宪行为，迄今也少见纠正。这是令人担心的。

“宪法贵在实行”绝非空话，我衷心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母校大礼堂前的石晷格言能真正奉行，切实做到“行胜于言”！

*郭道晖，1951年清华电机系毕业，曾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4月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调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又返聘为《中国法学》总编辑十年。

五柳村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 上午9:44收到

2003年5月7日五柳村曾发出一篇短文，自己的话不多，主要是介绍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时对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讲话。链接了新华社的报道《温家宝视察清华农大》，没有转发。这个链接现在仍然有效，为方便读者，这次全文照录于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5月4日温家宝视察清华农大时说‘五四’的精神归根到底是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窃以为民主与科学后面这个”的”字很重要,它表明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而在一个时期内,常有把三者分割,并淡化民主与科学,突出爱国主义之误会.其实爱国主义有多种,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用他们爱国主义诱使青年为他们的侵略目的卖命呢.义和团那种爱国主义没有理性,危国祸民 ,也不可取.而无民主之爱国主义,恰可以为假借其名行剥夺人民之实者大开方便之门.此一字之增,重于泰山,值得人们,特别是我北大人深思.

2003年05月04日 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