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大政方针小议

电机1951级 郭道晖*

从1911年清华学堂创立算起，至今已有一百零八年历史。又，自1959年校方成立校史编委会及校史编写组，之后扩展为校史研究室、校史馆，迄今也有60周年。

值此佳期，校史馆同志有出版纪念文集之议，邀我撰文。欣然应命之余，限于知情不多，且现年已逾90，往事多有遗忘，手头又无现存史料，碍难尽述。本文仅就记忆所及，略举清华历史上治校的大政方针、守则和箴言，稍加点评。所论或有讹误，请校史专家和清华校友费心校正；为总结经验教训, 不讳直言之处, 亦望海涵。至于继续搜集、编辑完整的治校铭言事迹，则寄望于校史馆的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

1959年校史组草创之初，我由清华党委宣传部调校史组，曾任副组长、代理组长，在几位原政治课教师共同协力下，以清华胜因院9号住宅为办公室，潜心修史达5、6年。在当时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下，我们 “躲进小楼成一统”，得以避免某些干扰，完成了40多万字的解放前清华校史稿。1987年经中华书局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高校校史，获评为北京市第一届优秀社科图书一等奖。

我个人在埋头故纸中也获益良多。深感清华这样一个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其积累的中西人文思想、治校经验教训，厚重多采，是一大文化宝藏，有待后人不断发掘，正确弘扬；也有些思想遗产经过历史实践检验，需要加以辨正、扬弃。这或许也是 “不忘初心”的一项善举。

清华校史研究馆几十年来已编辑出版了不少史料典籍和设置校史展览馆，成绩卓著，有利于后人继承母校优良传统，弘扬清华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业绩。当然，可能仍有不少有重要意义的治校箴言未曾辑录，传喻后世；有些现已过时或原本有缺陷的校政方针，也有必要加以清理或扬弃。这是有望于校史馆专家和所有清华校友继续关注和尽力的。

一、关于清华校训

清华校训最早出自梁启超1915年（民国4年）在清华学校的一次演讲，题为《君子》，其中引《易经—象辞》中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勉励清华学子要成为真“君子”，做像英国那样的“绅士”（gentleman）：严以律己 ，讲究节操，注重仪表，“望之俨然”。当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铭言内涵深厚，具有中国特色，比英国绅士的境界高远。校方据此定为清华校训，流传长久不衰。后来还在大礼堂的舞台天梁上, 塑挂含此校训的大校徽，以示警策。直到清华解放后才废除。

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清华由拥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科大学，以 “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为职志，几十年内培养了大批有用专才，对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不过此后对“自强厚德”的校训则予以搁置，对老清华教育多有非议，但出身于老清华的蒋南翔校长并不赞成对旧清华教育否定一切，曾提出“三阶段、两点论”的方针（即将清华历史分为解放前、解放后到院系调整前、院系调整后三阶段，每阶段都要一分为二地评价）。但限于当时的时势，旧校训仍不免被认为带有封建性，不能与新中国全盘学苏的教育方针和“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培养目标相适应。把“红”的标准绝对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 “左”的政治运动不断侵扰的情势下，正规的教育秩序已难以维系。虽蒋南翔校长对此局面也曾力求有所抵制，如强调清华教授“一百单八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要求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力争削减政治运动的冲击，等等，但毕竟难以完全超脱。仅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校错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大批学生与教师、干部沦为“贱民”，乃至劳改犯，有的甚至饿死于大饥荒的年代。至于文革十年的浩劫，文质彬彬的学堂蜕变为真枪真炮的战场，师道尊严狠遭践踏，厚德校训背弃九霄云外，校誉扫地，校友痛心。这些固然是当时总体上推行极左路线的恶果，也反映了清华治校和中国教育史上一大失败。这些痛史殷鉴不远，校史研究不应回避。

改革开放以来，老清华“自强厚德”的校训重新复苏，获得校方承认，学子奉行。但鉴于新时势下究竟应以什么为校训，又有过某些争议: 校友中有人把老清华教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题辞中提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援引出来，【1】主张这8个字才是应当奉为校训的正统。此议得到不少人赞成；也有校友认为这两个“八字箴言”可并行不悖，但都未成气候。

我想，后面8字确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但要能将它列为校训，以目前局势考量，恐有难度。现阶段不妨把原有校训的“自强、厚德”作扩大解释，使之包含“独立、自由”的元素，以之为自强的基础和厚德的目标。——思想不自由岂能“自强不息”，精神不独立何谈 “厚德载物”？

【1】 王国维纪念碑树立在清华园二校门内左侧第一教室楼旁小山坡上， 上刻有陈寅恪教授所撰纪念碑文，节录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关于大学之道

1．梅贻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这句名言，使清华大师云集，即使处于艰危困苦的“联大八年”，茅草教舍也聚集了当时中国顶尖的名师名士和培养出不少后继的博士院士，名扬海内外。

2．蒋南翔：“108将（教授）是清华的稳定因素”； “教师和职工是学校前进的两个车轮”。

以上两句治校箴言，有助于消解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贬低，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3．不过在学校干部中，当时也流传两句格言：做“不漏气的发动机”和 “听话出活”的干部，这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不漏气”， 后来被解释为党委领导核心应当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似乎无可厚非。不过据我所知，此一信条的提出，源自反右斗争期间施行“阳谋”，应对党委领导核心内部有所谓“右派叛变”，泄露反右的权谋机密，因而有必要强调隐瞒内情，“抱团”对外。事后证明，当年清华所划“右派”全部属于错划，已全部“改正”。从整体上评估，“反右运动”全盘皆错。何况这种保密信条，有违政治道德和国家法治，与民主的公开性原则和公民应有的知情权相悖，而且也会脱离群众的监督，是不可取的，应予否定、扬弃。

至于“听话出活”，长期以来也当作清华学生的隐性培养目标和选择干部的标准。据说这一格言曾被演绎为“做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出活”是应当的，无可非议，且可说是清华干部可以自豪的一大特色，亦可解释为校训“自强不息”的体现；但“听话”则需要分析，一般应是指服膺真理，或“听党的话”，而不应只是听某个领导人的话，如广泛流传的所谓根据“* *（校领导人） 精神”之类。至于做“驯服工具”，又何能“奋发有为”？即使是对校党委乃至执政党的某些决定，有时也需要问个“为什么”。历史已经表明，党组织也可能犯错误。殷鉴不远，应当记取。

其实，清华人历史上也有胜过此语的格言：如早期清华学生中的首批共产党员施晃、冀朝鼎等自发组成的革命社团 “超桃”（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意思），就奉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座右铭。前引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应予继承发扬的理念。

三、通才教育

老清华一贯的教育方针是“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与“英才教育”。一些清华老教授大都持此观念。像梅贻琦、叶企孙、潘光旦、冯友蘭、梁思成、陈岱孙诸大师，无不强调此点。我读过梁思成教授在解放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理工与人文》一文，其中提出：理工与人文是相通的学问，不可偏废。只会理工、不懂人文，或者只会人文、不懂理工的人，只能算是“半个人”。他甚至提出要“打倒 ‘半个人的世界’！”他们都认为，如果工科学生只埋头于他那个狭窄的专业，没有人文方面的素养，最多只能做一个“高级匠人”。我们电机系的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系会上对我们的教导是：“青年人既要学‘为学’，更要首先学‘为人’。”学“为人”，固然要有道德素养，学“为学”也不能限于本行专业，而要有广泛的文化与社会知识，这也有助于养成高雅和高尚的人格情操。一个人可能很有专业知识，但不一定有文化。他是某行专家，如果不具备“通识”与“达德”，则只是“半个人”，不能算是文化人，也不可能成为某行专业领域的大师、科学家、思想家。近年流行所谓“钱学森之问”——解放后我国大学为什么至今没有培养出“大师”？其因或出于此。

清华老一辈大师中，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大都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兼通文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创办人顾毓琇，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作品甚丰的著名诗人、戏剧家、音乐家。梁思成也是如此。他们将几千年的中西文化精华和时代精神融化于自己的血脉之中，在“为人”与“为学”上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

到我们这一辈，虽然已大不如前人，但仍得通才教育之余荫。我们同班同学一百人中，既有大批电力、电讯方面著名的本行专家教授，单是工程院士就有四位；而且，还出了一位长于管理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一位著名的工业经济学家、两位法学家、一位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家，乃至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诗人，等等。他们在参加工作后能自如地转入其他专业或兼精其他学问，并成为出色的行家，得益于他们在校时所受的通才教育。我在校时就常去听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晗等文法学院的大师们的演讲，到建筑系去听美术史课和学画素描，到图书馆去博览群书，获取多方面的人文、社科知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和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得到多方面锻炼。

当然，改革开放后我由工科改行搞文法科，从事法学研究与法治建设，其成就也与原来所学理工的知识息息相关。我50岁才转行到法律界，研究法理和从事立法实务，经过40年的历练，居然被学界评为首批“著名法学家”和“法学终身成就奖”，并被过誉为“法学启蒙思想家”、“白发青年”“法学泰斗”“当代中国法治三老”之一，云云。人们常诧异我居然老年出家，能“华丽转身”，询问有何秘诀？——其实，之所以被过誉，实基于中国法治与法学过于蒙昧“幼稚”，致使外行经过历练也能冒尖；再则多少得益于通才教育，这也是从小学到中学就已开始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初中时期我就通读过《四书》等古籍和背诵唐宋诗词；十七岁就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时评；高中时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办壁报获全校冠军，得“笔扫千军”奖旗。这些经历都是 “全面发展”教育的成果，有助于 “通识”的培养。

解放后，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清华的文法理学院被合并到北大，只剩下工科。在教育目标上提出“又红又专”要求，“红”则主要是注重政治立场；“专”则是限于本行专业，而且越分越细。强调“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亦即培养“红色高级工匠”，而不是文理兼通、“厚德载物”的通才、文化人、思想家和科学家、学问家 (凡追求这些的往往被扣以“白专道路”)。当时学校也鼓励学生的“全面发展”，不过限于专业知识外加文娱体育活动，而对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结晶与文化知识精华的“通识”，和崇高道德情操的陶冶，受当时“专才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及阶级斗争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就有所局限和欠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学生红卫兵带头大搞武斗，残害老师和革命干部，固然主要是错误路线的误导所致，但这样的暴行，是提倡“尊师重道”、“厚德载物”等人文素养的老清华师生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后，清华已经开始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教改中力图恢复综合大学的规模和格局，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如果不把着眼点放在利用综合大学文法理工多学科的优势，去强化通识教育，也会是事倍功半。前些年发生大学生在北京动物园拨硫酸伤熊事件，竟然是清华电机系的应届毕业生干的，而且这个学生的动机不过是想试验狗熊的“嗅觉灵敏度”。这使舆论大惊。这虽是个案，不能以一概全；这一事件固然也可以归咎于他本人的社会公德问题；但其只迷于“科学试验”而不通达人情事理，不懂得关爱人而及于人类的动物朋友，缺乏“仁爱”“恻隐”之心和“文雅”的学者情操和君子风度，可能多少与学校较多注重培养“专才”、“科学匠人”，而不大注重“通识”教育的偏颇有关。才多识寡，难免成为头脑简单的书呆子，或恃才傲物，难容于世。

四、 “言胜于行”还是“行胜于言”

记得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草坪上竖立着上世纪20年代老校友献给母校的一个石雕日晷，上刻“行胜于言”4个大字。这对当时不良政风和社会风气是有所针对的。现今更有现实意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清华校友）的习近平也注意及此。他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他还说过，各级党员干部如果都能坚持行胜于言、知行合一，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就一定能迅速刮起一阵真抓实干、勤政务实的“实干”之风，于国于民都利大于弊。[转引自《复兴时评》网文：​《行胜于言，党员干部要少说多做 》，2017-12-20 23:37 ]

近年来召开的党的18大和19大以及党中央的全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和最高领导人的多次讲话，提出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要建立法治社会，还特别强调“宪法的权威贵在实施”，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这些格言和思想也是我们法学界40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如果能真正实行，那就可以说是把法治提升到了宪治阶段。

当然，文字上的新思想不是空谈，需要付诸实行。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官员，所追求所实行的却仍是人治。权力高度集中，虚夸之风甚嚣尘上，甚至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如清华有的教授宣称现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至于某些党政部门出现的一些违宪行为，迄今也少见纠正。这是令人担心的。

“宪法贵在实行”绝非空话，我衷心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母校大礼堂前的石晷格言能真正奉行，切实做到“行胜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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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1951年清华电机系毕业，曾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4月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任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调中国法学会任研究部主任，1989年离休后又返聘为《中国法学》总编辑十年。

五柳村2019年3月21日(星期四) 上午9:44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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