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1919年的7月，28岁的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的结束语。
胡适说：“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这一年的7月1日，由王光祈、曾琦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学会聚集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厌倦了当局，厌倦了现实政治，厌倦了父兄辈的说教，想为泥淖深陷的中国，寻一条新出路。
终身从事社会改良
发起人王光祈，如此解释当日组织“学会”的缘由：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
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一些：
“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故从‘五四’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
这些表述，显然深受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学会当日定下的宗旨就是：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图：学会创始人王光祈
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王光祈们希望学会会员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
为此，学会制定了这样的会规：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在首批会员，南京分会创始人黄仲苏眼中，“少年中国学会”最大的特点是思想自由、言行合一、关注时事：
“‘少中’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
“（会员们）平日务求言行一致，尤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则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
会员方东美的回忆，与黄仲苏的印象大体无二：
“（学会会员）共计一百有八人，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赡。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严。吁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及《少年世界》两种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图：学会会员方东美
追求个人自由
现实中的国家模样，不是青年们想要的国家模样。
王光祈想要的“少年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具体该怎样做，才能“适合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呢？
王光祈主张先从改造每个人的生活、追求个人的自由开始：
“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最终必然会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体制上来。王光祈研究过当时正风靡欧洲的社会主义，也研究过俄国所推行的列宁主义（1919年的青年，多少都有类似的思想经历）。他很担忧，列宁式的俄国，会出现“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的问题：
“该国……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现实政治势力的警惕，少年中国学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遵循“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会规（会员胡适甚至做出过“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承诺），刻意远离政治活动，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工作之中。
这些工作包括：教育、出版、新闻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推行“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等等。
图：学会刊物《少年中国》杂志
这种定位，使学会少了许多争权夺利，有一种特别良好的氛围。多年后，学会会员左舜生如此回忆往事：
“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这种“人味”，也见李璜的回忆。去台后，他回忆起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日子，谈及将自己定为“战犯”的毛泽东时，仍用“会友”二字作为称呼。
而在1919年，王光祈是如此评价这位湘潭青年的：
“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图：毛泽东所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一百年前，这名湘潭青年曾尝试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半耕半读”的新村。
在他的“新村计划”中，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他认为，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的细胞。他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家庭的种子；千万个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在他所描绘的“新社会”蓝图里，将会存在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他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社会的细胞。
这种理想，显然与王光祈大不相同，甚至相反。
但这也正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可贵之处——思想自由，而非定于一尊。事实上，当时的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
在1919年，这位湘潭青年所寄望的达成上述理想世界的手段，尚不是政治力量，而是社会活动。他在“‘少中’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填下了四个字——“教育事业”。
图：1920年7月1日，北京岳云别墅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合影留念
风流云散
但不涉入现实政治、只关注社会改良的会规，终究是难以持久的。
这是一种必然，用会员李璜的话说就是：
“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
社会改良固然有助于推动时代前行，但远没有政治上的改良（革）来得有效；而且，没有政治上的改良（革）作为制度保障，所谓社会改良的成就，也很难固化下来（一如非建制的启蒙难敌建制化的宣传），自然，也很难造就一个新的“少年中国”。
1921年7月，学会成员在南京集会，共到会23名代表。会上，就会员是否应该从事现实政治活动，产生了很大分歧。作为妥协，最后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将直接加入政界，定义为狭义政治活动；将从事革命打破现存政治组织，定义为广义政治活动，广义政治活动包含在“社会活动”之中。表决结果，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推翻一切强权政治之革命运动”，成为允许会员参与的“例外”，被写入了会规。
此后，越来越多的会员投入到现实政治活动之中。
1925年，学会停止活动。
图：1921年5月31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后排右三为李大钊，右一为邓中夏。
附：学会会员名单
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李大钊，雷宝菁，张尚龄，曾琦，魏嗣銮，赵曾俦，沈懋德，李璜，易家钺，李劼人，雷宝华，宗白华，左舜生，葛沣，黄日葵，袁同礼，罗益增，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彭云生，李思纯，穆世清，周光煦，李珩，何鲁之，孙少荆，胡助，易赓甫，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刘正江，苏甲荣，雷国能，涂开舆，段子燮，陈登恪，赵子章，赵世炎，郑尚廉，黄仲苏，黄忏华，田汉，刘仁静，郑隆瑾，章志，沈君怡，杨德培，朱镜宙，邓中夏，张菘年，陈道衡，赵崇鼎，沈德济，蒋锡昌，阮真，杨贤江，王克仁，谢承训，方东美，王德熙，邰爽秋，恽代英，余家菊，梁空，张闻天，芮学曾，毛泽东，刘国钧，李贵诚，章一民，陈启天，恽震，王崇植，吴保丰，周佛海，张明纲，高君宇，陈政，汤腾汉，杨效春，张涤非，李初黎，杨钟健，沈昌，鄢公复，唐现之，朱自清，常道直，刘拓，卢作孚，金海观，曹守逸，郝坤巽，童启泰，康纪鸿，侯绍裘，杨亮工，须恺，黄公觉，刘云汉，倪文宙，洪奠基，舒新城，苏里乐，吴俊升，张鸿渐，胡鹤龄，任启珊，许应期，浦薛凤，朱公谦，叶瑛，古柏良，程中行，王潜恒，汤元吉。（参考资料：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三联书店。）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视的一件历史大事，曾先后多次为文讨论。这次百年纪念更激起我对于“五四”的种种反思，其中一部分已见于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访谈录中。但访谈结束后，我感觉还有不少重要的想法当时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访谈只进行了一小时。）现在我想将其中一些想法组织起来，对“五四”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作用，做一次客观的整体论断。
满天风雨看潮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