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到这段录像，不胜感慨。

当年温相在海里孤单之极，急待民间舆论声援，可能他本人也期待民间声援，但民间回应的主要是围剿，是一片「影帝」的痛骂，形成来自庙堂江湖两个方向的夹击。「影帝」一书，即出自某著名斗士之手。那时他们不敢批最坏的康师傅、西红柿，偏偏围剿一个冒险说人话其言论屡遭封杀的体制内普世价值倡导者。

那时溫相与康师傅、西红柿等顽固势力的冲突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2012年9月16日，我在深圳，老友设饭局接风，席中一人系高级警官，有警校同学供职康师傅办公室，他告诉我说，康师傅才是最具实力之人，别看温相神气，康师傅随时可能拔出枪来顶住温相脑门，因康师傅最恨温相。恰好某著名斗士推出「影帝」一书，引领民间对温相的讨伐大潮，这无疑正中康师傅、西红柿等顽固势力的下怀，正好是他们最需要的，起到了他们所起不到的作用。我本人也因此与某著名斗士彻底闹翻。

某著名斗士及其追随者批温相有一个理由：温相主张普世价值，其实是海里的分工，海里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温相负责唱白脸，更具威胁性，是更危险的敌人。这种阴谋论者，把自己当成海里诸公肚子里的蛔虫，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今天回头看，是否如此，可说早真相大白了。所谓白脸红脸之说，今天看根本就是一大笑柄。

某些斗士之愚蠢与狂妄，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他们往往成了历史倒车的推动者，恶势力的盟友。但正因为他们的愚蠢与狂妄，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有任何反思。他们能反思就不是他们了。不告別这种政治神棍，民间很难有独立思考能力，很难不受其裹挟，很难有前途。

再多说几句。肯定温相当年倡导普世价值，这不是基于猜测、基于什么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已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没有他对普世价值的大力倡导，当时的中国媒体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讲普世价值。2008年川震前普世价值几乎成了流行词，尤其南周，这对舆论的引领和对大众的普及不可低估。以至于终于把顽固派惹毛了，川震后司马夹头率万千网军批我批南周，其一篇万字长文给我定的首要罪状，就是大讲普世价值，此文今天网上仍可查。我拿大讲普世价值的南周评论屡屡闯关而且屡屡得逞，最管用的办法就是以他也大讲普世价值做理由。客观上已成某种呼应，那是普世价值在中国舆论场的黄金时代。这有什么不好吗？刚刚有人问：笑老你置自己于什么位置？这里还可以回答：亲历者见证者的位置，可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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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调查记者刘建锋：我也是见证人】图中视频，是温总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的片段，他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警惕文革重来，点名批评重庆在薄熙来主政下的胡作非为。
我很赞同笑蜀对温的评价。
还记得王克勤当年也糊涂地跟风说温是影帝，我那天听到了，对克勤说：别人可以说他是影帝，毕竟谁也不了解谁嘛，但你不可以这么说，要不是温，你早就被陷害了。
克勤之前不太清楚这一点。在他还未完成《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采写的时候，我熟悉的一位中组部的干部调到中办任职。他当时和我交往较多，由于致公党罗豪才、杜宜瑾和共同的全国人大的朋友的关系，他看到当年我做的一些报道很有影响，有的被江、朱、温批示，所以在调入中办之后，立即请我为中办的几位局长赠送中国经济时报各一份，因此缘故，两个月之后，《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发表，这位朋友与中办的几位局长，是最早看到报道的官员，意识到此事敏感，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个报告呈交给温，当北京市与中X部沟通后形成报告要将这篇文章定为部分失实新闻的时候，温已经看完中办提交的报告并当即做出了肯定的批示，请相关部门与北京市深入调研报道所述情况。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非常庆幸，他们以为是侥幸逃过一次矛盾，说，幸亏中办的报告要比中宣和北京市委的报告早一些，否则，很难预料会是怎样的冲击。至于为何中办会比专事舆论的中宣还要早一步，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
我个人对温相也多有感激，他在仇视批评报道的不正常政治氛围中，坚持正常化、力所能及做到包容批评报道，他能以宽厚态度对待敢于做出批评报道的记者，不同意轻率地处罚记者，这一点，在当今非常难得。
2002年有一次我采访何开荫，批评财政部的农村税改方案有十二个问题，财政部长项怀诚拿着报纸，找朱总和温告状，朱拍案大怒，骂何开荫胡说，当场要处分人，温当场表态不同意处罚人，要求等自己先下乡做调研了再说。之后，他带队到安徽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对财政部的方案，做了合乎实际的调整。结束之后，温的秘书才告诉何开荫实情。而我，只听到总编包月阳向我打听老何处境如何，一直不知道还曾经有过这样险遭打击的事。直到8年后，我到安徽再访何开荫，才知温总之厚道如此。
2008年四川地震，5月底以后，中X部下了指示，不让报道灾区的负面问题。而我每次到灾区，总是发表批评性的问题调查，报道了很敏感的事，诸如伤员得不到康复治疗而处境悲惨等。有一次，发改委抓到我报道中有一个不严谨的点，找我去询问，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小错误，即火烧黏土砖瓦厂的投产时间我说少了两个月。所幸，还是温批示要求正视报道揭示的问题。
我在媒体十七年，从早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道开始，就一直是顶着禁令的红线做新闻。许多事，在新闻局和中宣事前已经明确不让报道后，我自己评估认为，事关重大的公共利益，我既然在现场，就应该坚持报道，这时我会自作主张，将报道写出来。有的，报纸不敢发，发到博客、微博，我也常常因此而激怒一些位高的人。
早年，我的老乡、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朱少平曾劝诫我说，不要锋芒太露，某某某当年就是得罪了陈丕显，陈丕显说，这样的人，光明日报不能用，他就做不成新闻了。我那时二十余岁，以为，青年不轻锐，到将来老死的时候，不就一辈子都只有唯唯的记忆？没想到，这一下，十七年，都这样不计前程与后果地莽撞过来，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决意再突破一次，做个独立记者。不料造化弄人，做不到半年，就发作了膝伤，几年都辗转于求医路上。鉴于此后的舆论环境，有朋友说，伤病，可能还是你躲开祸患的幸运。
回首这些年，对比今昔的新闻环境，我对温的评价，是正面的——他不计谤誉，在倒退的潮流中，公开地坚持了别人不敢坚持的东西。
——之前有错字，改后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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