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19年5月17日

某胖:重播《上甘岭》是非常不明智的

转自素年锦时-201510
05.17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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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不应该煽动民众情绪

听说央视又要播《上甘岭》,对此,我觉得有些人真是昏了头了。我们跟美国在贸易谈判上有些争端,这很正常,毕竟有些人是蠢死的。但是,央视却在这种敏感时刻搞这种是非,让人觉得有些人的目的绝对不是煽动反美情绪那么单纯。前阵子说要警惕低级红和高级黑,恐怕现在央视在这个敏感时刻播这部电影就会为低级红和高级黑现象做一个非常有趣的注解。【本胖私人微信号:hulanpangzi35】

我觉得此时播出《上甘岭》这部电影非常的不适合,这不仅会让某些已经沉寂的不堪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更会让全世界觉得我们不可理喻。要知道,当年中国是在跟联合国军打仗,而不是单纯地跟美军打仗。至于什么是联合国军?其实跟现在的蓝盔部队差不多。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假如现在某个国家境内驻扎着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这个国家的邻国派出了一支正规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攻击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全世界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

其实,当年的朝鲜和中国都是被苏联给玩儿了,朝鲜在苏联的怂恿下进攻南韩,这本身就是违反雅尔塔协议的。为什么要进攻南韩,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统一半岛,而是为了挽救“中苏联盟”。这是为什么?这得说说英美的绥靖政策。二战结束前夕,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这个要求是非常无礼的,因为,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也不敢提出如此要求,要求继承日本在上海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什么港口、机场、铁路之类的东西,毕竟这有损中国利益。但是,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在这点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气愤。

由于英美答应了斯大林的无理要求,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低头。这样,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了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这其实就是国耻。49年以后,老毛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个条约,于是他就跟斯大林进行斡旋,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斯大林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主要是外蒙独立,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但是,条约虽然签了,斯大林却非常不高兴。于是,他告诉金日成,你可以进攻南韩了。为啥?其实就是为了挽救中苏联盟。因为,按照新条约,朝鲜进攻南韩,中国就必须得介入战争。而中国介入韩战,那就必须跟苏联站在一起。在我看来,斯大林的做法非常恶毒。让一个刚经历内战,百废俱兴的国家为了他的同盟去流血,去跟全世界对抗,这就是拿中国人不识数。

大家看明白没有?斯大林其实就是在玩儿中朝。尤其是他们的代表故意耍花招,让联合国干预韩战的决议这点非常的卑鄙。中国介入韩战,它面对的是联合国军队,是维持和平部队。这在道义上,其实是非常尴尬的。而此时的苏联,除了私下提供一点武器,好事儿一点没干,甚至在中国蒙受巨大损失时,它们告诉中国,我要按约定撤出旅顺了。大家看看,苏联是什么东西?上甘岭战役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至于上甘岭战役本身的是是非非我就不想多说了,这场被美军成为三角山战役的战役,很多人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怎么说呢?我们跟别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就说战役本身吧,为了这几个山头儿,咱们的领导为了面子死拼。在山头上添灯油一样投入二十多个连,结果呢?我就不说了,大家查查历史吧。反正山头守住了,死的又不是领导家孩子。当时美军,人家的的指挥官克拉克在鉴于美军几百人战死,上千人受伤,已经大大超过了战前做出200人伤亡的预算的时候,认为这样的损失对美国太严重了,所以,中止了进一步的军事攻击。毕竟是山地,火力施展不开,拿人命填,美国人当然不是我们对手。

但无论如何,这场战役都不是我们应该高调宣传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候,谈判的事儿让专业的团队去做,让领导最后决策。央视就别跟着捣乱了,放映《上甘岭》这样的电影,除了能煽动一些爱国主义情绪,对谈判不会有任何作用。当然,如果这事儿再引起韩国的反感,那事儿就更乱了。毕竟,上甘岭战役的后期是由击败38军的韩9师也就是韩国著名的白马部队在跟志愿军打仗,他们的伤亡也很大。如果《上甘岭》这部电影激发了韩国的某些情绪,那是不是更划不来?【本胖私人微信号:hulanpangzi35】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高调反美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这除了给谈判增添难度,让国家和民众承受更多的经济损失外,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我不知道央视那些人播这部电影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想他们记住一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这句话是可在位于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中国老百姓太单纯了,他们的日子挺艰难的,吃水果都快吃不起了,拜托你们不要忽悠他们了。


【附】

央视重播上甘岭

安德烈:5G–高度监视下的革命性技术

博谈网2019-05-17 12:21
作者 安德烈
法广播放日期 17-05-2019 更改时间 17-05-2019 发表时间 01:14

5G--高度监视下的革命性技术

在全球即将部署超高速5G网络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把华为及70家子公司列入管制黑名单,试图把这个无法绕过的5G先锋之一摒弃在美国甚或盟邦之外。鉴于华为三成零部件依赖美国进口,这一制裁令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如果从明天起,自动汽车在各国的大街上涌现,机器人遍布车间、住宅、医院,它们依赖的基础就是5G网络。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5G网络及其推动者,以及这一技术大跨步所引发的担忧。

5G能改变什么

据称5G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线。其潜在的巨大的网络经济自不待言,工业领域更是翘首以待。法国电信运营集团orange举例说,它将向客户提供比4G快出十倍的5G技术,对网民而言,这意味着将能以最快的速度收看使用视听产品,以及进入各类游戏。

比速度更重要的是,是可以让无数无数的信息在毫无阻拦的环境下运作起来,这与以前几代网络有革命性区别。5G还被介绍为一个四处链接,互相对话,无需人类参与的超级技术。这一前景引发的风险是,成千上万的信息会否遭到剽窃,其中包括工业秘密、医疗信息等等。

谁是5G设备的供应者

电信运作商是这一未来网络的脊柱,它们从为数不多的设备制造商哪里获取设备。

实际上,战场正在瑞典的埃克森、芬兰的诺基亚两大欧洲电信设备商,包括后者于2016年购买的美法的阿尔卡特集团,与一家中国公司之间展开,这家中国电信公司巨头就是华为。

另外出现在这一市场但规模较小的设备供应商主要有韩国的三星,以及另外一家中国集团中兴。

5G已部署到什么程度

在亚洲,韩国处于领先地位,该国以极快的速度将5G覆盖全境,而日本和中国计划于2020年开始部署。

在美国,从2018年起,20多座城市固定英特网首批使用AT&T集团部署的5G网络,VZ-US建议从4月份起,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在机动电话部署5G。特朗普政府计划动用200亿美元在比较偏僻的地区部署5G网络。

在欧盟,意大利、波兰,德国、法国正在做前期准备,瑞士主要城市以及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城市已经部署了5G网络。

华为为什么引发担忧

仅仅十年,华为成为移动网络无法绕过的强大集团。华为最初以低廉的产品为人所知,现在已成为5G领域的先锋之一。

在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及贸易对抗中,技术设备来自哪里成为基本的因素。特朗普周三禁止美国电信网络与威胁国家安全的信息科技集团交易,这一禁令明显针对华为。美国担心华为会遵循中国政府指令搜集情报,这是基于对中国2017年通过的安全法迫使企业与政府情报机构合作的考量。美国还在向欧盟等盟国施加压力,希望这些国家也能把中国电信集团挡在门外。

直至目前,欧盟成员国对此并无统一行动。德国等国理论上至少接受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另外一些诸如捷克等国已经向华为发出了警告。在英国,涉及华为的问题激起一场政治危机,首相特蕾莎梅解雇了国防部长,指责他披露了华为或可参与英国网络建设的敏感信息。

华为则声称,它的设备使用的材料来自全球各地,华为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未在安全问题上打过折扣。星期二,这家中国集团表示愿意与相关国政府签署“不搜集情报”协议,并揭露美国对华为所进行的“非理性限制”。

叶宣:美债—贸易战中的中国王牌抑或烫手山芋?

日期 16.05.2019
作者 叶宣

美中贸易战升级,谈判达成协议似乎遥遥无期。中国国内“我们不怕”、“必赢”的声浪高涨。有专家称,中国持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乃为一张制敌王牌。事实果真如此?

美债—贸易战中的中国王牌1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好事还是坏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中先后实施加征关税举措,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一篇有关中国还有”三张王牌”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转载。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美关系问题专家金灿荣。
文章指出,贸易战中,中国还有三张牌可以跟美国打:两张”小王”,一张”大王”。”大王”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第一张”小王”是彻底禁止对美国出口稀土。金灿荣教授眼中的另一张”小王”牌是美国国债。”中国持有2万亿美国国债,得个机会(在美国国债上做文章)就不得了”。

这篇文章基于金灿荣在2018年7月接受媒体的一次访谈,当时他还补充说:”比如像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国债3个月卖不动,中国政府逆风而上,稳定了信心,美国活过来了。那时候中国要是落井下石,美国就惨了。”

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理,认为在贸易关税战正酣的眼下,美国国债就是一件能向美国施压的利器呢?一些专家并不这样认为。

有钱人的烦恼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教授对”国债牌”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对德国之声表示,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性质所决定的。”这谈不上是什么牌。中国持有3万亿外汇储备,其中大多数是美元,拿这些美元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持有美国国债。认为中国把这些国债卖了,能对美国形成很大压力,是不成立的。”

美债—贸易战中的中国王牌2
卖了美元买欧元?

在黄泽民看来,持有美国国债是因为中国别无选择,鉴于美元国债的安全和收益,”没有更好的选项”。”卖掉,拿着美元现金干什么?也抛出去、换成别的币种?欧元、英镑还是日元?这是中国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有钱的烦恼。”

减持与关税无关

《南华早报》引述三菱日联(MUFG)银行东亚全球市场研究主管Cliff Tan的观点指出,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只占美国总发债量的约5%。中国不太可能抛售美债,因为此举将损害中国自身利益,同时助长极端的市场波动,对中国来说风险也很高。

黄泽民介绍说,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贸易规模,外汇储备总量超出了经济学理论上”适度储备”的范围。尽管近5、6年整体在下降,但仍属于超额储备。”而外汇储备中,美元的重要性,包括美元国债,是其他货币无法替代的”。

黄金为佳

黄泽民认为,既然超额储备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那么中国的长期目标就应该是改善储备结构:比如大幅提高黄金储备的比例,以取代外汇储备;增加民间外汇储备。由此则涉及到金融货币领域的更深层次改革,包括以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为前提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据路透社本周三(5月15日)援引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报道,3月份,中国抛售了204.5亿美元美国国债,为2016年10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抛售,美元国债的持仓降至近两年来的最低。这是在此轮美中相互加征关税之前的动作。截至今年3月,中国持有1.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上数据都是在一周半前美中贸易谈判遭受重挫之前收集的。

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告别人世

作者 安德烈 法广发表时间 17-05-2019  更改时间 17-05-2019 发表时间 02:13

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告别人世
贝聿铭设计的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网络图片
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罕见的建筑大师、美籍华人贝聿铭,于当地时间周三周四交接之际在纽约逝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独具慧眼,他的某种现代的与经典的、却是离经叛道的设计思想在诸如巴黎的一些著名博物馆得以实现。

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一家古老的苏州人之家,这座靠近上海的“东方威尼斯”也许赋予他某种天才的气质。1935年前往美国求学,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48年获哈佛大学绘图专业文凭,师从德国建筑教育家、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1970年代,他领导的建筑事务所先后成功设计了美国达拉斯音乐厅、位于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北京香山宾馆,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香港中国银行的中银大厦,声望如日中天。

1983年,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邀请全球建筑设计师构思大卢浮宫蓝图,贝聿铭其时在法国相对而言并不太出名,他勇敢惊人的构思公布后,引发轩然大波,最终一个统领卢浮宫入口的现代金字塔赫然出世,让世人震惊、欣赏、赞美不已。

贝聿铭得到过全球最珍贵的建筑大奖,美国总统布什1992年授予其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民间最高勋章。法国总统密特朗1993年授予贝聿铭法兰西荣誉军团勋章。


推特上的补充

LUCY @zhanglucy88

15代名门,被文革终结,幸亏贝聿铭被送到了美国。

贝聿铭出生是贵族世家。大师往往都是从贵族来的,从小耳濡目染,吃饱了没事干才有更高的追求。不信你去看泰戈尔他家,你就能够理解为何印度这么穷却出了好些大师。至于我们这里,呵呵~大概率能出好些大流氓。 @色色猴

一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家世
下午10:54 – 2019年5月16日

 

法广 | 重提阶级再谈初心用意何在?

【原标题】习近平重提阶级再谈初心用意何在

作者 安德烈 法广发表时间 17-05-2019 更改时间 17-05-2019 发表时间 00:59

中美贸易战再度爆发后,党内人心惶惶,不满声四起。习近平12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6月开始,在中共全党主要针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令人惊讶的是,中共在这场活动中提出“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把消失已久带有严重暴力色彩的“阶级”语言也搬了出来。

中共过去一直强调“阶级”是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中共强调阶级分析法,划分敌我。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巩固权力,压制人民的暴力工具。成千上万的人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阶级敌人的概念是一个很荒唐的概念,一个向基层党支部书记提意见,或者不同意某位领导人观点的人,都有可能被划为“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和“反革命”是同义词。文革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与毛泽东立场不合,也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被迫害致死;反对血统论的青年遇罗克,反对文革暴力做法的张志新,都被中共的专政机器杀害。在农村,那些早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地主富农或者他们的子女,只因为出身,也被划入阶级敌人的阵营“夹着尾巴做人”,随时都会遭到残酷的镇压。

文革结束后,阶级的概念基本被“阶层”取代,大约是为了避免“阶级”这个词引发的痛苦记忆,以及它本身在中共语言里所具有的政治和暴力色彩。现在,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又强调自己的阶级基础,把“阶级”这个毛泽东使用的充满血腥味的杀手锏,今天再被搬出来,到底有什么用意?有人质疑,日趋腐化富有的中共官僚阶层,强调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难道是希望恢复自己在基层民众中的形象,难道是中共意识到自己越来越脱离人民的危险趋势,争取基层民众对党中央的支持?有分析认为,阶级在这里恐怕也是一个打人的幌子,习近平也是借用来震慑各级干部。

也许结合另外一个词“初心”,或许能得到更深的理解。有人指出,自去年有人提出“私营经济离场论”引发一场严重争议,加之创造了极大财富的中国民营经济遭遇困境,面对贸易战的威胁,习近平公开表示中共与民营经济是一条心之后,“初心”这个词一度不太提了。

为什么,原来初心这个词猛听起来很温柔,其实同“阶级”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同样的杀伤力。初心是什么?习近平2016年7月1日建党节有个解释,大意是,坚持初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初心,“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只有坚持初心,不断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原来初心就是把为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目标,共产主义是什么?官方的解释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这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的生产工具、生产设备、生产设施均由全社会成年人共同占有、共同管理。一句话,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的武器是“阶级斗争”。怪不得那一段时间不太讲“初心”,原来这个“初心”让江浙广东一带民营经济大本营的企业家们胆颤心惊。

“初心”与“阶级”在习氏话语中相依相存,坚持初心是为了消灭阶级,在阶级未消灭以前,还得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这就是初心的可怕之处。

为什么现在又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呢,大约和贸易战带来的严峻环境有关,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把“不忘初心”活动与中共建政70周年挂钩起来,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

这次强化“初心”,“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县级以上干部中进行,有分析指这次习近平下令进行的党内干部思想教育活动,有点类似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整党整风”,习近平想借此整肃干部,稳定人心,强化自己开始动摇的权力基础,重振黯淡的光环。

林大木:漫议中美贸易谈判的波澜

举世瞩目的中美贸易谈判,这些天陡起波澜。先是特朗普于本月5日宣称提高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率,接着是刘鹤9日赴美参加第十一次谈判,虽然维持了磋商的继续,但原来人们普遍认为即将完成的谈判协议,却变得遥遥无期,国内媒体甚至为谈判破裂作着舆论准备。这个惊心动魄的转折,给全球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它的曲折反复和成败得失,涵盖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

(一)谈判波澜

本月5日中午,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将从本月10日起,调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率,从10%提高到25%;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很快也将开始征收25%的关税。

这个转变出人意表。本月3日特朗普还乐观地扬言谈判“进展良好”、“十分不错”,为什么两天后竟又抛出这枚炸毁人们美好期待的手雷?原来人们期望刘鹤8日赴美将会达成协议,为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画上句号。《华尔街日报》在日前的一篇报道中回忆,美国商务部长姆努钦曾经乐观地说起:“我们正在讨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哪里签约。”现在怎么会风云突变,战鼓雷鸣?

特朗普在宣布将提高中国商品税率时,只是简略地提到中国收回先前谈判时的承诺,试图重新谈判协议。据《南华早报》披露,变化缘起于习近平否定了谈判团队提出的对美国作出更多让步的建议,他甚至表示:“我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 从习近平的这句话里,我们不难推测他的幕僚曾经向他剖析违背承诺的严重后果。但一意孤行的习近平置之不顾,这才有语气严厉的“负完全责任”的决断。一语千钧,决定了贸易谈判的走向。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不难想象了。据外媒报道,5月3日深夜,即华盛顿时间的3日 凌晨,美方收到中方发来的电文。按照外媒不无夸张的说法,在双方谈判拟定的150页协议草案中,几乎每一节都有所增删,每一条达成的协议都有所修正。这显然是中方谈判团队依照习近平的旨意,对协议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否定了前十轮艰苦谈判所取得的共识和承诺。

这种缺乏诚信、出尔反尔的行为,激怒了特朗普和美方的贸易谈判团队。特朗普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中方违背承诺,使谈判受到侵害。美国商务部长姆努钦指出:北京企图收回此前已经明确的谈判内容,改变了谈判的大方向。他们经过两天的分析研究,5日才有特朗普提高中国商品税率的严厉声明。随着这个声明的发布,全球股市应声下跌。

据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判断,特朗普的推文是对中国的警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邦瑞却认为,特朗普提出的惩罚措施是认真的,不只是警告。这两个推论都不无道理,认识上的差异在于对对谈判前景的不同估计。如果下一步谈判能弥合分歧,签订协议,那么,特朗普的推文就不过是警告;但如果谈判破裂,那么,通过中国商品的税率就成了必须认真履行的贸易政策了,没有退步可言。

尽管谈判形势陡趋严峻,但好心的人们仍然怀有谈判恢复正常的期待。这个良好的期望不是没有根据的。《据纽约时报》透露,刘鹤在7日上午同莱泽希特的高级助手通电话。接着,新华社报道刘鹤将于9日前往美国,进行第十一次贸易谈判。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和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于8日先期赴美。特朗普8日 在推特上宣布:接到中方通知,刘鹤再来美国是签订协议的。姆努钦也表示,如中国能在9日拿出新的协议方案,他们将会认真研究,并呈交特朗普。9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和媒体记者对话时说:“我昨晚收到一封习主席寄来的非常美好的信,上面写着‘让我们共同努力,或许我们将取得成果’。”特朗普还说:“我非常喜欢习主席,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这些征候,给人们带来贸易协议仍有可能签订的一线希望。

这个希望一度曾经濒于破灭。据外媒报道,刘鹤和莱泽希特9日傍晚共进晚餐,刘鹤一人离开,形情冷峻,无人相送。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果然,网上很快就传开谈判破裂的信息。幸而紧接着就有了谈判继续进行的报道,冲破了那个令人沮丧的传言。根据新华社的说法,经过十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已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双边贸易平衡等方面,取得诸多实质性的进展。由此可见,谈判并未破裂,磋商仍在继续。法新社10日报道特朗普关于第十一次谈判的评论:“过去两天,美国和中国就两国间贸易关系的现状,展开了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特朗普还说:“谈判将继续进行,将根据取得的进展,决定是否取消惩罚性进口关税。”这就表明,10日增税一举,并未影响谈判的继续。虽然特朗普提高关税的威胁在美国时间5月10日零点就开始生效,但具体实施却在约三个星期之后,不影响这些天的谈判进行。因为在10日以前出关离境的中国商品,不受提高关税的影响;10日以后发出的中国商品,出关后漂洋过海,需要三四个星期才能到达美国海关,被征提高后的关税。所以,特朗普提出的惩罚性关税,实际上有三四个星期的缓冲期,这就为双方的谈判磋商,留下了继续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交锋的焦点,可能仍然集中在执行机制上,而且还同《中国制造:2025》有关。

(二)《中国制造:2025》

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意外转折的症结在哪里?习近平为什么悍然拒绝已经接受的条件,更不要说是作出更多的让步了。

综合前一时期外媒的报道可以了解,经过多次紧张的谈判磋商,中国谈判团队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市场开放、企业补贴等涉及产业结构的问题上,都有所让步,作出相应的承诺,双方取得一致的谅解。最后主要是在协议的执行机制问题上搁浅。所谓执行机制,指的是协议签订后如何保证协议条款的落实与执行。这是美方鉴于中方多年来不遵守有关协议的约束,违背承诺,顾虑这次的贸易协议签订后仍得不到切实遵守,因而坚持在协议里写进保证执行的条款。路透社在4月29日 的报道里曾经预测:刘鹤5月里赴美进行第十一次谈判,“主要将讨论结束贸易战的细节,包括制定执行机制问题,而该机制的成败可能会决定两国关系未来几年的轨迹。”按照美方的要求,为了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国政府必须修改一些同协议不一致的法律法规,而且须在协议中列出必须修改的法律法规的清单。这个要求看来过于严酷,有点强人所难。但这是针对中国政府过去缺乏诚信的历史记录而提出来的,中方很难拒绝,何况讨论时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推测《南华早报》在本月5日的报道里谈到的中方谈判团队向习近平提出“对美国作出更多让步的建议”,可能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其中很有可能还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修订。

自从中美贸易谈判开始以来,中方修订了许多有关经济政策的法规和文件,但还没有触及《中国制造:2025》。

发布于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是习近平登上权力高峰后的杰作,也是美国政府上下共有的一块心病。这个文献并不是法律法规,但作为国家制定的发展规划,它所要求的远景和规范,仍具有必须遵守的法制意义。这个规划里提出的若干科技创新在2025年将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对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必欲去之而后快。这次贸易谈判中的难题,如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企业补贴、市场准入等,都牵涉到《中国制造:2025》。美国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希基4月24日在第五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电信团队全国大会上讲话,把《中国制造:2025》说成是“一份盗窃路线图”。他说:“一些案例表明:中国正在利用其情报机构和他们的间谍情报技术,来盗取美国私营部门的知识产权。自2015年公布该计划以来,美国司法部门至少在八个行业中对中国人和实体提起商业机密盗窃指控。自2011年以来,美国司法部门90%以上的经济间谍指控涉及中国。”从这番叙述里,不难窥见美国官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疑虑和防范。我怀疑美国指使加拿大拘捕华为孟晚舟,中国官方对这个案件的高度关注,都可能因为此案同《中国制造:2025》有关。

也许中国政府高层已经察觉到《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的威胁,所以开展贸易谈判的近一年来,为了避免对贸易谈判产生不良影响,官方文告和媒体都绝口不提《中国制造:2025》,但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谈判进展。因为这个规划不仅和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问题直接关连,而且同贸易冲突紧密联系。如中方提出: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双方均撤销惩罚性关税,美方却拒绝考虑。有海外媒体分析,美方拒绝撤销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主要是因为有些产品对《中国制造:2025》具有战略重要性。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撤销惩罚性关税属于贸易协定的执行机制问题。意思是说,只有对协议的执行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惩罚性关税才能撤销,《中国制造:2025》正是执行机制的关键所在。

(三)习近平的两难选择

看来,中美贸易谈判成败的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态度。以刘鹤为首的谈判团队经过十次艰难的谈判,好不容易才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的谈判对象达成妥协。刘鹤在其中的两次谈判时,还戴有“习近平主席特使”的衔头,被授予谈判的全权。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妥协、退让,想必都是经过习近平的同意,才能同美方达成协议。为什么最后却自食其言呢?什么强大的动力,能够促使习近平转变谈判的根本态度?

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冲突,给习近平出了一个不易选择与决断的难题:他必须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和巩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这一对既相关又矛盾的社会组合中,找到最适当的平衡点。也就是说,他必须在符合于世界历史潮流的民族利益、国家前途,和坚持维护一党专政的党派利益之间,作出明智的抉择。这是对习近平当政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

习近平上台以来,有赖于前人打下的基础,经济持续发展。面临改革中的难题,他主要是从加强管制的角度,作出政策选择,包括采取一些有利于促进民有经济即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的措施。但囿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总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个矛盾的自利倾向,在处理同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既要享受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好处,却又不遵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对内则以加强党的领导来排斥自由竞争,在容许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阻碍私有经济的发展。这些经济政策的取向,显然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中美贸易冲突从提高关税率谈判磋商,实质在于先进国家迫使落后国家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围绕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世界在几百年里陆续制订一系列经济规约和守则,以及保障自由竞争健康进行的政府法令。这些规范是在不断总结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因而对于市场经济具有普遍的意义。我国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消灭了私有制,铲除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的民有经济,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在专制主义政治统治的卵翼下兴起的,先天地缺乏市场经济具有的自由竞争的功能。政治权力的监管干预,国营经济的垄断压榨,严重地阻碍着甚至破坏着民有经济的发展。我国当前面临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关头,迫切需要把资本主义经济从专制主义政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我国的经济自身和专制政治,都难以产生解放的动力。特朗普挑动贸易冲突,逼迫我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取消补贴等方面遵守市场规则。其实他所提出的,没有超越对等的原则。也就是说,他遵守的市场经济原则,你也必须遵守。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就可以为残缺不全的国民经济,注入自由竞争的活力,推动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开放国内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势将有力地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目前国民经济面临的难题,有些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迎刃而解,有些可以获得解困的条件,从而有效地保证民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趋势符合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民生,也有利于提高习近平在朝野两界的威望。这大概是他在中美贸易谈判前期有所让步的缘由。

我国目前社会处于经济资本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二元状态,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为政治民主主义开辟孳生培育的园地,而以民主主义取代专制主义,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正途。即使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并在资本主义取得所有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发展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不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也就远离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然而,这个前景却不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习近平所乐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建立于其上的民主主义政治,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克星。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把封建专制主义引向穷途末路。这当然不符合于习近平和他所代表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正是依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荫蔽,才得以获取权力和财富。他们所处的既得利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会乐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长足发展。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接受特朗普提出的条件,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加快经济的繁荣,这当然也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甚至有助于提高习近平个人的威望。但从长期的发展前景着眼,却潜伏者挖掉专制统治的社会根基的危险。如果拒绝达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贸易协议,坚持专制统治对经济的管控,则违背民意,丧失民心,也不利于专制政治统治的维持与巩固。两难之中何去何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的是否明智。

(四)剑拔弩张,“奉陪到底”

中美贸易谈判的两难选择,使习近平陷于首鼠两端的困境。最明智的抉择,当然是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既能满足美方的要求,也可引领中国走上文明进步的阳关大道。遗憾的是,习近平却作了相反的选择。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从他的经历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庸才,一旦登上高位,周围遍布阿谀拍马的无耻之徒,整日价颂圣歌德,使他逐渐自我膨胀起来,自命高人一等,令由己出,圣裁独断。刘鹤为首的谈判团队经过近一年艰苦商谈才取得的成果,他几句话就否定掉了。对于这个转变,有的外媒分析:刚结束的“一带一路”的圆满成功,“万邦来朝”的盛况,使得习近平志得意满,认为“一带一路”的成就,将可以抵消贸易冲突造成的损失。这个分析不无道理。在弘扬“一带一路”的场合,习近平可以趾高气扬,备受尊荣;而面临中美贸易谈判,他却只能低声下气,妥协让步。这个强烈的对比,使习近平思考的天平,向拒绝让步倾斜。他处在专制统治的顶端,个人崇拜的中心,一言九鼎,定于一尊,从专制统治和个人尊严的利害得失考虑,否定谈判成果,扭转谈判方向,似属必然选择。

既然习近平否定了前十次谈判的成果,而且拒绝作出更多的让步,第十一次谈判就只能维持谈判的形式,表明谈判的延续,而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据新华社11日报道,刘鹤在第十一次谈判结束后向媒体表示,谈判中“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推进磋商”。他同时还声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绝不让步”,“坚定信心,共同努力,任何困难都不怕”。透露出不妥协、不让步的意向。

接着,《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喉舌纷纷开动舆论机器,为谈判破裂埋下伏笔。《环球时报》11日发表单仁平的社评说:“边打边谈,打打谈谈,中国人民这样的经验很丰富”,朝鲜战争后期就是这样打掉美国的嚣张气焰的。《人民日报》13日发布评论员文章,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进行极限施压”,宣称“中国不想打,但也不怕打”,号召国人“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1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宣告“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播音员以充满斗争气概的口吻说:“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美国下一步是要谈,还是要打,抑或是采取别的动作,中国已备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必然会奉陪到底。”《环球时报》15日头版整版报道,通栏大字标题就是《中方对贸易战会“奉陪到底”》。

有点蹊跷的是,北京市近日发布《粮油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基本原则首先是“市场主导,保证粮油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把粮油的供应和价格纳入维稳范围,似乎预告某种紧急状态的到来。这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紧跟意识的创新。它使人联想到是否因为“奉陪到底”,取消了购买美国黄豆小麦的承诺,将会导致市场粮油供应紧张,才会出此下策。

无独有偶,甘肃省财政厅近日发布《关于贯彻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的通知》,说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过‘紧日子’及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如何如何。这个文件透露,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布过全国要过“紧日子”的指示,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难道“奉陪到底”就意味着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吗?

(五)前景预测

但是,剑拔弩张的舆论宣传,人为制造的紧张局面,都明显地带有虚张声势的气味。中美贸易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合则两利共赢,战则两败俱伤。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中美贸易和中美关系,尽管矛盾重重,分歧迭出,但已形成的紧密联系,却是谁也消除不了的,可以说是“割不断,理还乱”。这个特征决定了谈判不能破裂,磋商仍将进行。贸易战“奉陪到底”的结果,只有输家,没有赢家,谁也输不起,所以,经历当前的这个曲折波澜,绕过这个坎之后,必将继续谈判,签订协议,当前媒体舆论的战鼓齐鸣,执政当局的虚声恫吓,都是不会持久的。未来的走向将会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有文章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在6月28日在日本大阪出席20G峰会时见面,并签订协议。这个猜测不无道理。有一篇网文介绍特朗普最近的说法:“谈判三四周内见分晓,我觉得它将会非常成功。”所谓三四周内见分晓,可能同他在5日宣布的从10日开始的惩罚性关税有关。我在前面曾经谈到,10日从中国起运的商品,一般经由海运,须有三四周的时间才能到达美国。也就是说,惩罚性关税将在三四周后才能开始征收。在这三四周内达成协议,并取消5日宣布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商品可以毫发无损。这将有助于中国接受协议。至于特朗普说的“非常成功”,目前尚难测知其根据何在,很有可能基本上按照经过十次谈判形成而被习近平否定的文本,在仍有分歧的问题上,双方各有所妥协,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适当修订,大体上可以满足特朗普挑动贸易冲突的初衷。

不过,谈判成败、协议签否的关键在于中国一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的智慧与决断。从刘鹤9日转交的习近平给特朗普的信来看,既然被特朗普把来信评价为“非常美好”,想来不会是“奉陪到底”的腔调。即使是一些外交辞令,如“共同努力”,“取得成果”,表达的也是期待谈判成功、签订协议的愿望。习近平一方面否定已达成的协定,制造紧张气氛,同时又表示要共同努力,期待取得成果。这个虚虚实实的伎俩,固然透露出两难选择的矛盾和困境,但最后仍不得不在保有一定的面子尊严的前提下,接受特朗普的城下之盟。最后的结果,中国将会有所保留地承诺遵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虽然不尽如人意,却也有所进步。近一年里制订的一些法规条例,如《外商投资法》等,表明我国实际上已经迈步向市场经济进发。特朗普的挑战,加速了这个进程。

所以,我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依然保持有限的乐观!

2019年5月16日

五柳村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 上午8:08收到

任彦芳:今天是5月16

诗日记    今天是5月16     任彦芳

今天是5月16

啊,516!

我的心在抖!

我的手在抖!

516

是中国一场大浩劫的开头;

516

祖国江河血泪流!

516,

我想起苦难岁月,

我被打成“516”

全国竟有几百万呵

我的同案的难友!

516,

我要把你咀咒!

我幻听

今天已是五十年后

耳中又响

批斗我的恶吼:

“任彦芳!

老实交代

你的516!

不交代

砸烂你狗头!“

我被打成“516”

株连亲友

516要让我

家破人亡!

516要让我

断子绝后!

五十年后

眼前闪现

历史镜头:

今日几个

历史小丑,

删改历史,

颠倒春秋!

要翻大浩劫的案

妄想逆时代潮流

拉历史车轮往后走!

识破黑心肠

将阴谋看透

告诉亿万浩劫的难友

告诉几百万516难友

我们平反了

罪名是:莫须有。

又有人制造新冤案

让我们重新失自由!

警惕政治大扒手!

请告诉你们的后代

70后,80后;

90后,00后!

子孙万代

记住516!

516!516!

我把你咀咒!

我的心在抖!

我的手在抖!!

 2019.5.16急就送亲友难友

五柳村 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 晚上10:55收到

澳前总理霍克去世 曾助“六四”一代留澳

ABC中文(澳广) Updated yesterday(5.16) at 18:31
First posted yesterday at 18:27

澳前总理霍克去世
“六四”后留下的一代华人对霍克心存感激 (Dave Hunt, file photo: AAP)

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去逝。其妻布兰切发布声明,称霍克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89岁。霍克曾在1983至1991年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他在任期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他发表澳大利亚对此事的评论时,泪洒当场。故有绰号“哭泣的总理”。在他的力推下,大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得以留在澳大利亚。

霍克领导的数届政府塑造了现代澳大利亚社会。霍克作为总理的成就包括经济现代化和融入全球社会,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和倡导环境保护。他赢得了四次联邦选举,成为继罗伯特·门泽斯和约翰·霍华德之后任期最长的总理。

霍克身后有遗孀、传记作者布兰切·德·阿尔普盖特和他的三个孩子——苏珊、斯蒂芬和罗斯林。

德·阿尔普盖特发表声明称,“他在家中安详辞世”。他的孩子、继子路易斯和孙子们将在未来几周悉尼举行追悼会前举行私人葬礼。声明写道:“鲍勃深受家人、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喜爱。”“我们会想念他的。”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表声明,向霍克致敬,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澳大利亚人”,使国家更加强大。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克在堪培拉国会就“六四”发言时,留下了眼泪。 ( ABC News )
Bob Hawke speaks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Posted 3 Jun 2018, 2:45am

Bob Hawke gives a speech following the June 4 1989 massacre in and around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Source: ABC News|Duration: 1min

许多老一代的中国大陆移民对霍克心存感激之情,当年霍克政府提供庇护政策,四万多名“六四”前后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大多是留学生都以人道理由,得到了澳大利亚的永居权。这一批人被称为“四十千”。

ABC中文网将为您报道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对霍克的悼念。


【推特上的反应】

ABC中文认证账号 @ABCChinese
许多老一代的中国大陆移民对#霍克 心存感激之情,当年霍克政府提供庇护政策,四万多名“六四”前后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公民,大多是留学生都以人道理由,得到了澳大利亚的永居权。这一批人被称为“四十千”。
上午3:48 – 2019年5月16日

MEL2018  @Tiranmisu · 12小时12小时前 回复 @ABCChinese
30周年了,澳大利亚更应该反思当年给与的那么多六四学卡是否太草率了,那些六四血卡持有者却大部分成了爱中国爱中共分子,成了对澳大利亚最没有忠诚度的一部分。

圣朝无阙怪哉事 @Hugh_benedictus · 9小时9小时前回复 @ABCChinese @wkpub
这四十千不要感激,要愧疚!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对得起这位友人么?还是奴性难改,发现还是中华帝国好呀。

Z123 @cnvoice4justice · 11小时11小时前 回复 @ABCChinese
40千那批人如今可有愧对霍克之心?

Welsh Wenger  @WengWelsh · 10小时10小时前 回复 @ABCChinese @BangXiao_
對霍克的感激之情,比起他們的祖國母親之情還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澳洲的留學生據稱有三四十萬之眾,加上長期往返簽證的更多,如果中共再次扣動扳機,澳洲該怎麼辦?

Hannibal More @maoyanjing · 12小时12小时前 回复 @ABCChinese
希望是真的心存感激。

 


BBC News 中文‏认证账号 @bbcchinese  

家属公布,有“APEC之父”之称的澳大利亚工党前总理霍克(Bob Hawke)逝世,享年89岁。这位元祖级“中国通”在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宣布向全澳中国留学生发放难民签证。
霍克逝世
上午3:34 – 2019年5月16日

安德烈:万润南回首六四

博谈网 2019-05-15 06:42
来源: 法广
作者: 安德烈

万润南近照
万润南近照(梅松白露)

一、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

30年前,中国卷入一场空前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巨大风暴。在北京,中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欲促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与当局和解,危险时刻参与了中共建政以来那段罕见的有可能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历史。费尽口舌,无力回天,李鹏投机,学生不撤,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要求终结独裁统治……邓小平最终失去方寸,下令开枪镇压,万润南被中共当作天安门黑手通缉捉拿。流亡30年后,万润南在巴黎南郊自己精心耕耘的花园里,回首六四经历,思考中国前程。

法广:您是八十年代中国罕有的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一位杰出的民营企业家,用杰出形容并不过分,这几乎是当时许多媒体报道四通时形容四通领袖的通用说法,您创办了四通,开辟了一条“民营经济三分天下”的独特道路,您最早并未直接介入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最后卷入得很深。今天回首往事,有何感想有无遗憾?

万润南:八九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许多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胡耀邦赵紫阳两员改革派大将主持下,可以说迎来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好的十年,但是最后终结在一场流血冲突中,非常遗憾。个人的遗憾又算什么呢?我总讲,我们能办四通,成为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是那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没有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就不会有民营企业发展的小气候。当时北京、海淀区的地方领导,也是实事求是,扶持帮助我们,才造就了四通的成功。在八五年的治理整顿中,我们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然后才从整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IT企业。四通成立五年,每年都是百分之三百的增长,八八年的经营规模已经超过十亿。海外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十年改革最杰出的成果之一。很可惜,八九年终止了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四通的命运也开始了逆转。不光是我们,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是一个逆转。包括邓小平本人。他领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相当成功,也开始有政治改革方面的设想。比如废除终身制,就是邓小平政改的一个重要成果。因为八九年的流血镇压,把他的历史定位从改革功臣逆转为千古罪人。至于我们为什么要介入,当时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这从整个国家,从改革事业,从我们四通的命运着想,和平解决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改革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双轨制,一些人利用双轨制官倒,利用权力来发财,改革引起了经济收入的差距,但那个差距跟现在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但老百姓中间,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对于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感到愤慨。而学生是社会当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感受到了这种不满,一有机会就会宣泄出来。可以说,改革当中积累的这些问题是火药,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是一个导火索。胡耀邦之死点燃了这个火药桶,学生就冲在前头,开始上街游行了。

法广:您曾在香港出版的大作‘商海云帆四通公司’一书中透露,一开始您并未参与,您认为企业应当起到另外的作用。后来局势越来越危险,四通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尤其在最后关头,您的岳父,原中纪委书记、退居二线的中顾委委员李昌预感会发生流血冲突,要求您亲自出面说服学生,您与全国七十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协商,希望学生退出广场,最终无济于事。为什么无法说服他们退出广场呢?

万润南:是的,运动早期我们并没有介入。我对员工说,企业有企业的责任。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支持的同情的,要尽力去帮助他们,但我们自己不要介入。一个社会,要有角色分工。整个社会是一台大戏,每个人要演好的角色。企业的角色是什么呢?企业的角色是创造财富,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当社会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设法去解决这些冲突。我们要去熄火救火,而不是去添柴加油煽火。如果说一场运动中,有人是踩油门的,有人是踩刹车的,有人是点火的,有人是熄火的,我们扮演的是踩刹车,是浇水救火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当我们周边许多公司的老总亲自带领员工上街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而且我希望员工在上班时间也不能这么做。当时还招致员工对我的批评。他们联名给我写信,批评我置身事外。我对大家说:“我们的血要热,头脑要冷”,后来又加了一句:“骨头要硬”。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介入。后来宣布戒严了,部队坦克进城了,李玉父亲李昌,我的岳父大人,他非常担心发生流血冲突,希望我介入。李老跟别的共产党干部不一样,他是一二九学运出身。可以说,在八九年的学生领袖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一二九学运当中,他担任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队长,大概相当于八九年的全国高自联主席吧。所以,当他看到学生如果一直留在广场,可能会引发流血冲突,而他为之奋斗的这个政权很可能要对年轻人开枪,他心里的那种纠结,不安,可想而知。他那时找了很多人,直接找过赵,找过李鹏,找过中顾委的元老,找过部队的退休将领,想方设法一定要避免流血冲突。当然,他为这件事差点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也找到我,希望我做学生的工作,适时撤出广场,避免流血冲突。当时我们四通已经在大学生当中比较有影响。我先后去过十几所高校演讲,主要讲四通的企业发展、公司文化、经营理念。认为现在应该提倡“学而优则商”。我说中国的旧传统是“学而优则仕”,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一流学生去从商,二流学生做学问,三流学生才去当官。‘瞭望’以此为题做了长篇报道。所以李老希望我去说服学生,劝学生赶紧撤离广场,避免发生流血冲突。我义无反顾地同意了,觉得应该也值得去试一下。因为一个企业发展,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真发生了流血冲突,原来的社会环境就会破坏殆尽,对我们企业今后的发展是灾难。当我们和学生初次接触之后,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24日凌晨两点敲我的门,劝说我不要介入。他说在处理学运的问题上,看来赵跟邓有不同的意见。他按照中共权力运作的逻辑,认为“如果赵跟邓意见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当时对他说:避免流血冲突,这是最大的事情,如果一旦发生了流血冲突,改革开放就完了,邓的一世英名也毁了。我们反对开枪镇压,劝导学生离开广场,不仅为了自己好,为了学生好,为改革好,为赵好,也是为邓好。

法广:我们知道,您最后全身心地介入了,您曾经说过:您“在1989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情”,一件约见北大、清华等广场上75所院校的学生代表开会商讨撤退;另一件您亲自出手做的事,就是促成‘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场悲剧。您其实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也没有说服学生退出广场,三十年来,您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我现在想了解的是,在您看来,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有那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万润南:为什么我们的努力不能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学生领袖已失去了对广场的控制力。当时有两次,一次是在四通,一次是在国际饭店,我们找了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头头协商,在会上,可以说他们都被说服了,但他们一回到广场就被更激进的情绪包围了。我给他们讲,其实你们永远是嗓门低的要服从嗓门高的,理性的要服从激进的,谁喊得口号最激进,谁就有领导权。当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一方面要有人推动,要有人热情似火,猛踩油门,制造高潮。但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人冷静,在关键的时候要踩刹车。如果光有人踩油门,没有人踩刹车,最后一定是车毁人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中共党内当时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想法,这也使得我们的努力难以成功的。如果一开始就一种声音,也好办。如果完全按照赵的办法,是最佳选择,这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果一直按照邓的调子,也可以。改革派会暂时受挫,但不至于全军覆没。当上面有两种不同声音的时候,下面就无所适从了,而且一些政治投机者就有了运作的空间。李鹏就是这样的政治投机者。5月23日,我们本来已经说服学生,说好我们就在当天晚上十二点全部撤出广场,我们写好了一个宣言,提出“撤销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学生代表都签名了,许多大学的教授公开出来支持。我们把这个活动叫做“凯旋在子夜”,北京大报几十家记者都来了,这一联合签署的倡议书准备同时在几十家报纸上发表。最后李鹏下令不让登。学生要撤离广场这样一个报道不让登,呼吁撤离广场不让报道,居心何在?对李鹏来讲,只有把事态闹僵搞大,他才可以捞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这样,镇压才有借口,赵就必须下台。因此,当邓和赵对学运处理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给李鹏一伙搞政治投机提供了机会。

法广:您在书中提出几个时间点,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影响或者导致了事件的最终结果,包括当局的四二六社论、学生的绝食抗争,知识分子的五一七宣言,包括赵紫阳总书记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候披露中共的最高决策者仍然是邓小平的那场电视直播谈话,您一直这样看吗?

万润南:从头来看,八九年四一五胡耀邦去世,引爆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学生开始写大字报抗议,包括针对赵针对邓,提出反官倒的口号等等。赵在胡耀邦追悼会上,悼词的内容把握,处理得相当不错,大家的情绪已经缓解一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赵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了,去朝鲜访问了。如果那时候,赵一直在第一线指挥,就没有四二六社论。可以说,第一个转折点,把运动激化起来的就是四二六社论。四二六社论怎么来的?李鹏、陈希同、何东昌去邓那里汇报学运的情况,邓就说了一些看法。我们知道,你怎么汇报,怎么喂料,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时候,中央的工作委托李鹏主持,实际上,第一把火就是李鹏点的。他带着这些人去给邓小平汇报,往这种方向引导,邓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个调子一出来,就激化了矛盾。直接后果就是四二七大游行。学生不买账,我们的爱国民主运动怎么会是动乱呢?应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游行仍然相当理性,当时的专政部门的警察也表现得相当克制。游行完了,一个高潮过去了。有一点很重要,北京高校的学生准备在四二七游行成功的基础上,坚持到五四,纪念青年学生运动七十周年,在高潮中告一段落,然后开始复课。赵紫阳访问朝鲜回来后,发表了纪念五四讲话,坚持理性协商,在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讲得很好,气氛开始和缓,但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了绝食。我个人认为,如果群众的激进情绪左右一场运动,最后一定导致一场悲剧。本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会错失良机。赵紫阳要求在理性的、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学生要求对话,对话也进行了呀,而且在几个渠道进行,北京市有一个渠道,统战部阎明复有一个渠道,教育部也有一个渠道。学生绝食后,要求对话,并且要电视直播。赵主持的当局都同意了,对话了,也直播了。这才有吾尔开希当面训斥李鹏的场面,全国人民都看到了。我的看法是,学生提出了要求,当局也同意并安排了,是希望学生能够结束抗争局面。但学生方面做不到,实际上在抗争现场谁也指挥不了。后来我体会到,作为一个成熟的反对力量,不仅要有发动群众起来抗争的能力,而且要有让抗争暂时停止跟对方妥协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不成熟的反对力量,就不可能与当局形成良性互动,最终一定是一场悲剧。后来我们出国后,我去过东欧访问,去过波兰,当时非常感慨,为什么波兰民主转型成功了,就是因为波兰团结工会不仅有能力发动工人大罢工,而且有能力让罢工结束。所以才能跟军政府坐下来谈判,然后才有圆桌会议,才有波兰的民主转型。如果说我们的学生运动只能把学生鼓动到广场,没有能力让他们撤出广场,那么这个政治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

法广:改革派大将赵紫阳这时候面临的处境很复杂,他一方面要应对学生的要求,一方面要协调事实上正在分裂的党内,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在您看来,当整个局面激化以后,邓小平还在支持赵吗?赵紫阳是从什么时候起,彻底失去了邓的信任?

万润南:我记得五月十四号的时候,矛盾还没有激化,赵还能见到邓。邓这个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当时的想法只要你能让学生运动停下来,结束这个局面就是好办法。五月十六号,赵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赵说,中共中央有一个决定,重大的问题,最后的决策者还是邓。我现在觉得,赵把这个问题捅出来,实际上非常不利于邓处理当时的局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听到几种情况,第一,邓办要求赵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向对方通报一下这种情况,据说以前在党与党交流的时候有这种惯例。还有一种情况,邓小平先跟戈尔巴乔夫见的面,邓见面的时候就宣布,中苏关系交恶以来,第一次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首次见面。戈尔巴乔夫那时候还没见到赵,他就有一个疑问,我们还没有见中共总书记,怎么就宣布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和解呢?所以就要求赵见面的时候说明一下这个情况。我相信这都是事实,这本身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这段话是在新闻中直播出去的。在当时的时间点,这就有了问题。因为学生当时的主要诉求是要当局撤回四二六社论中对学运的定性。赵准备接受学生的要求,并表示由他承担责任。因为李鹏、姚依林的作梗,常委会无法形成共识。现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二六社论是邓定的调,当局不愿意改正,是因为最高决策者是邓,需要邓做最后决定。这无异于引火烧邓。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其实保守派陈云李鹏他们一直想把赵搞下来,在高层鼎力支持赵的只有一个邓。现在这样做,不等于是挥刀自宫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听到这段直播,觉得坏了,这样一来,局面就不可收拾了。而且紧接着就有‘五七一宣言’,提出打到中国的独裁者、太上皇,直接把矛头对准邓小平。我后来跟发起人严家祺问过这件事,家祺说他不后悔。这当然不是一个后悔不后悔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听到了在总书记上头还有一个太上皇,坚决反对。不可忍受,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我认为这件事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把五四之后短暂出现的对话气氛急剧变调了。五一七宣言发表,所有的矛头立即对准邓小平,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到处出现了都在砸小瓶子的情景,这等于把邓小平也逼到了死角。

法广:您坚持认为学生的诉求没有错,但当时那种局面有点就像是被绑上了战车,不可遏止地越来越激进,向深渊滑去,最后终于发生了流血冲突?或者说,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仍然有种刹车的可能呢?

万润南:五一九当局宣布戒严,赵就下台了,时间上前后紧挨着。后面还有没有避免流血冲突的可能呢?戒严了,但是戒严部队迟迟进不来,大家的情绪很激烈,市民和学生一起上街挡军车。从宣布戒严到六四屠杀,期间有二十多天时间。如果我们在此期间撤出广场,也还可以和平结束,起码会不流血冲突。我当时全力介入也是在戒严之后,可以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希望军队撤出,学生撤离,避免流血。这场运动的前一阶段我们一直是旁观者,我们就是在最后关头才介入的。我们没有去游行,去绝食,去静坐,也没有参与五一七宣言,只是到了局面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介入,希望这场运动能够有一个和平的收场。最后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最坏的结局:流血了,改革派全军覆没,保守派全面复辟。

二、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八十年代被视为中共建政以来出现的一个极其罕见的“光明年代”,然而“光明年代”却倒在“八九六四”的血泊中。如果说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毛泽东的“中世纪”,启动了这个新时代,邓却在八九年亲手抹杀了一线光明?如何看邓小平在八九六四所起的作用,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以及六四事件与习近平时代的因果关系?万润南继续为我们回首八九六四,解读中国命运。

法广:三十年前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在血泊中结束,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令镇压,枪声终结了他亲自开启的一场中共治下史无前例的改革。关于邓小平的历史角色或者定位的问题,您有什么思考?

万润南:十年改革邓小平是旷古功臣,八九年邓小平却成为历史罪人。从整个中共的历史看,邓小平确实如毛所言:人才难得。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比较,邓小平不仅有政治眼光,而且有政治智慧。当然,他有自己的局限。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小平中兴”,八九年却成为六四镇压的千古罪人。可以说,成也小平,败也小平。八十年代的这个好时代的领军人物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是他的左膀右臂。

八九年发生的事情,某种意义讲,邓小平有机会走向更伟大。可惜他没有抓住机会,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时间过去了三十年,现在再重新审视当年的局势,我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按上中下来分:上策是邓小平在最后关头放手,按照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当时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民心、军心、党心,几乎都在改革派这边。而且广场上的学生已经非常疲倦,不需要采取极端办法,学潮就可以和平结束。结果邓严重错估了形势,没有采取赵紫阳提出的那种理性解决的办法,导致了最坏的结果。

政治是一个妥协的艺术。共产党内部就是有改革派有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是邓小平,胡、赵是两员大将,当然还有一大批,包括阎明复,胡启立,项南,习仲勋……等等,可以说兵强马壮、大将如云。创造八十年代黄金十年的,就是以邓为首的改革派阵营。保守派是陈云、姚依林、李鹏、王震等等,他们是反对改革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邓小平搞特区,南巡,去深圳,陈云从来就没有去过,也就是说他从内心深处是反对的,他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我的一个校友,学长杨继绳写过一本‘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讲到这个情况,他认为八十年代不是一言堂,而是双峰政治,就是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邓,一个是陈。逢双改革派推进一步,逢单保守派反扑一下。八十年代,一边要改革,一边要对付保守派。到八九年,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八九年学生运动,为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推动政治改革的机会。可惜邓错估形势,采取武力镇压的下策,让保守派得逞,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有没有一个中策呢?当时赵阵营在处理与邓的关系上如果更多考虑一些呢?我最近看吴伟写的有关政治改革的书,推动政治改革确实不易,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和邓小平“对表”。做任何事情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所以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把握什么样的火候,如果稍有错位,一锅菜就砸了。所以要跟邓小平对表,这个意思很重要,就是要按照邓的时间表来把控改革的节奏。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赵阵营在处理与邓的关系上,按照他一贯的方式,暂时的妥协,是否也是一种解决办法?我认为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实际效果是把群众的怒火转移到邓的身上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有朋友认为六四是邓小平借机搞了一个政变。但我们从常理来看:邓要搞什么政变?实际上他是共产党最高决策者。

而且内部有一个说法,赵去朝鲜之前,邓跟他讲,你回来之后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邓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背景,保守派对赵攻击得非常凶猛,他们抓住闯价格关不放。但是邓很清楚,赵是代他受过。闯价格关是邓下的决心,赵只是一个执行者。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姚依林、李鹏他们,一直抓住不放,想搞掉赵,夺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邓当然心知肚明,所以鼎力支持赵的,就是邓。赵去朝鲜前,邓说那番话,有人说是为了搞政变麻痹赵。这种说法超出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了。邓几乎拥有绝对权力,需要搞这种小动作吗?所以我认为邓准备把军委主席交给赵,不是虚晃一枪。如此说来,在赵会晤戈尔巴乔夫发表那番讲话之前,邓赵关系没有出问题。出问题就是在这个讲话之后。我看到有些人就这件事问到赵,赵回答说没有想到过这么一个结果。我认为在具体安排这件事情上,准备讲话的过程显然欠考虑。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时间说,是公开还是内部的,这都是政治,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讲,后果就会不一样。有人说:如果邓对赵的支持坚持到底该多好?但这里头要有一个前提,邓赵的关系不要发生裂变。由于学生的不妥协,赵阵营很难办。由于邓赵关系生变,群众的怒火烧到邓,邓很难办。结果导致了最坏的选择:邓成为历史罪人,改革派几乎全军覆没。这对中国,对邓,对赵,对改革派阵营,对学生运动,都是一个悲剧,唯一高兴的,就是保守派。

法广:您认为八九六四遭镇压,邓小平成为历史罪人,别的事情还都做得不错?但是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直被认为是控制社会的紧箍咒?

万润南:这件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这是邓的局限,这是那一代人的政治底色。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受到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的掣肘,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他们是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中共一党专政,这是他们的共识。在执行上,邓的两员大将胡和赵,都是消极的。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自由化,胡、赵一方面不得违背邓的意旨,在执行时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被保守派攻讦,邓砍掉了左臂。八九年邓误判了形势,赵回天乏术,又不得不砍掉右膀。这是邓半拉子改革的悲剧。赵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出邓是最高决策者,在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节骨眼上,用直播的方式。后果严重,会被认为是赵和邓决裂的宣言书,这就把邓逼到了死角。

法广:但是邓在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势和自己的力量,他如果真正有远见的话,假如他如果真有成为伟人的可能的话,他应该挺身而出,也可能会避免这样一场屠杀?但那样的结果会不会影响共产党的统治?

万润南:历史没有如果。邓显然是误判了形势。正是这最后的一步错棋,结果满盘皆输,没有成为历史伟人,却成了历史罪人。所以我们说:成也小平,毁也小平。不仅是毁了改革大业,也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有的朋友替赵可惜,说赵应该像后来的叶利钦那样,挺身而出,站到坦克上振臂一呼。但我认为,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没有这种可能。赵和叶的权力来源不一样,赵是邓钦定的,叶是民选的。尽管当时的党心、民心、军心都是向着改革派的,但是保守派用四二六社论绑架了邓,关键时刻邓赵关系破裂,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终于酿成悲剧。

三、习近平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

八九六四后,邓小平扶植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成为中共建政史上出现的一个强人,他掌控权力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一九八零年代以前的毛泽东。然而国力强盛,气势高涨,中国并未得到与“大国地位”相对称的尊重。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三十年前的那场流血冲突为世界,为中国留下了多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万润南继续为我们回首八九六四,解读当下中国命运。

法广:八九六四最终的结果给人的感觉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把中国导向更加民主,结果发生了悲剧性大屠杀,从今天看,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万润南:三十年以后回头来看,应该说后果的严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现在我们真的看不到那种和平转型的希望了,而非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大。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地方割据、兵荒马乱,甚至文革时期的全国武斗,都殷鉴不远。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没有像样的领导人。在邓之后,共产党一代不如一代。江没有邓的眼光,胡就是不作为,习更是倒退,而且又回到了一人一姓的习天下。毛以十年文革把党天下变成毛天下,在文革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之后,邓十年改革,把毛天下回归到党天下。过了三十年,习又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

如何评论一个政治人物,就看他的一些代表性话语。邓说:黑猫白猫,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不当头。这些话,务实,很有政治智慧。江呢,闷声发大财。腐败的根源就是江啊。而且,习之所以能够上位,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胡则是不折腾,不折腾当然比瞎折腾好,但也是不作为,不做任何事情。这么说吧,江得了癌症,胡让癌症拖到了晚期。习现在是“定于一尊”,这是他的心腹栗战书说的。习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因为江和曾打破了原来的接班安排,把他提拔上来,其用心是还想继续当太上皇。认为习这个人,文化不高,大愚若智,好摆弄。有时候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政治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有小心眼,做人做事要大气,打小算盘,最后坑了自己,坑了他们那个党,也坑了国家。让习近平接班,那是江泽民的小心眼,大国政治,你玩小心眼,最后是一塌糊涂,一团糟。

法广:您刚才说,邓小平之后,中共一代不如一代,江泽民是闷声发大财,胡锦涛是不折腾不作为,习近平是定于一尊,现在是习近平在执掌中国,他几乎兼任了所有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今天的总理以及政治局,几乎无人与他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样评估中国今天的形势,中国未来的走向,换句话说,您和您的八十年代的朋友们所期望的所奋斗过的,实现民主,人权,宪政,人的价值,包括有一天,在中国开启民主化,现在在这种状况下,有可能吗?

万润南:这些都谈不上了,八十年代曾经非常有希望,现在则完全看不到希望。现在已经倒退到准文革状态。好像VOA网上有个调查问卷:你认为文革的整人运动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回答文革已经开始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把习近平的那个终身制,不叫皇帝的皇帝,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这个局面一定要扭转过来,起码回到党天下,然后逐步过渡到民天下。习现在表面上权力无边,他兼了所有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说明他已经是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作壁上观,看着他耍单。这种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吗?

民主政治有纠错机制,有权力制衡,定期选举,任期制,再加上舆论监督。最后选票说了算。这些都是纠错机制,很完善。专制政治其实也有一套纠错机制,第一种就是政变,历代王朝的兴替许多都是从宫廷政变开始。文革的毛天下回归到文革后的党天下,就是抓四人帮,就是一次宫廷政变。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下去。习兼了所有小组的组长,所有的事都得由他“定于一尊”。他是超人吗?不说别的,他的健康早晚会出问题。宫廷政变不成功,便可能是内乱。文革的时候,毛的威望还如日中天,尚且全国武斗,实际上就是局部内战。一旦社会失序,什么都可能发生。还有就是经济上断崖式的崩溃。共产党印了好多钱,你一个国家这几年发行的货币,美国欧洲日本加起来都没有你发行的多,而你的生产总值,连美国都不如,所以这种金融危机早晚要爆发的,共产党的官员也知道面临金融崩溃的明斯克时刻。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整个局面都将不可控。谁来负这个责任?没人会替习背这个锅,因为什么都是他决定的,他是所有小组的组长。当然,中共内部的纠错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式,像赫鲁晓夫那样,出国一回去,人家以健康理由让他休息,这是很温和的做法;抓四人帮,共产党已经做过一会;或者像齐奥塞斯库那样?我们希望少流血,平和一点过渡。而且我认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里面,包括共产党里面,都还有健康的力量。

法广:您的意思是说现在虽然不像八十年代那样,明显的看到中共党内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峙,但暗中还是存在着一种健康的力量?

万润南:这是相对的。你注意到没有,肉麻吹捧习的,定于一尊的,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不就那么几个人吗,别的人都不跟风,都不吱声。所以我说都是相对的,因为习现在对任何反对力量镇压起来毫不留情,实际上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位置。

法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按照您刚才的分析,中共变化有三种可能,一种通过可能的政变来结束终身制,另外一种近似于文革那种局部性内战,第三种可能就是经济的明斯基时刻,社会发生大动荡。最后,您还指出了另外一种现实:中共党内还存在着健康力量,哪怕是隐形的?

万润南;这些结果都有可能。其实要避免发生那种最危险状态的办法,就是出现一场温和的宫廷政变,让习因为健康的原因,离开他的岗位,起码让明白一点事理的人完成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

鮑彤:「六四」隨筆——「八九民運與香港角色」座談會發言稿 (全稿)

鲍彤 Bao Tong @baotong1932
鮑彤:「六四」隨筆——「八九民運與香港角色」座談會發言稿 (全稿) 来自 @twitterdev
下午9:37 – 2019年5月15日

「六四」隨筆——「六四」30周年「八九民運與香港角色」座談會發言稿

撰文: 特約轉載 | 眾新聞 CitizenNews 發佈日期: 12.05.19

【撰文:鮑彤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

(編按:支聯會在六四30周年前夕,與華人民主書院於2019年5月18-20日在台北舉辦「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支聯會亦於5月12日在香港舉辦「八九民運與香港角色」座談會,以下為鮑彤在會上的發言稿)

「六四」是禁區。把「六四」定為禁區,至少有一個前提——承認「六四」見不得人。我同意「見不得人」這個前提,無法同意把「六四」定為「禁區」這個結論。

「六四」不是過去的噩夢。「六四」是一系列現實的存在:一個大「天安門事件」和其後千千萬萬個「小天安門事件」的總和。

鲍彤 「六四」隨筆
實際上,「六四」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制度。那就是領導一切的中共有權動用軍警,對公民實施國家暴力鎮壓。在這個制度下,為維護合法權益而進行和平請願的公民,必須是國家暴力鎮壓的對象。

自從「六四」到現在,中國人的集體維權行動,幾乎沒有不遭國家暴力鎮壓的。

公民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信仰權、言論權,集會結社權和遊行示威權都被黨國沒收了。公民不得維權,維權必遭鎮壓。這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無法否認的常態。「順黨者昌逆黨者亡」成為制度——「六四」制度,新時代治國理民的制度。我們正生活在「六四」制度之中。

研討「六四」,就是觀察我們自己的今天,思考我們孩子的明天,用不著求諸身外。

從「六四」走到今天,我們是這一段史實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我們也親歷和見證了「讓有條件的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我們看到了,所謂「有條件的人」,就其主體而言,是順黨者昌的「自己人」——不全是,大體是。

我們見證了社會財富隨時隨地都在朝著「自己人」的方向急劇轉移。各省各市各縣,直到某些鄉鎮,奇跡般地紛紛出現了白手起家的千萬億萬富豪,他們輕而易舉一斧頭,就能劈開高深莫測的貧富鴻溝。

我們都有資格見證:在社會財富這一歷史性大轉移過程中,與其說是「誠實勞動,勤奮工作,知識素養,守法經營,公平競爭……」起了多大作用,不如實事求是承認中國特色:最要命的是站隊,是能不能被黨承認為「自己人」。這才是最終起著決定作用的因素。

「順黨者昌逆黨者亡」,還可以進一步簡化為「聽黨話跟黨走」,簡簡單單幾個字,就把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全部融會貫通概括無遺了。這本來是毛澤東的初心,問題是毛做不到。餵胡蘿蔔,當然遠不如讓他們發大財;大棒的威力,肯定遠遠比不上坦克碾壓加衝鋒鎗掃射。一手「六四」,鎮壓異己,坦克加衝鋒鎗;一手使自己人發大財,讓社會財富潮水般地朝著「自己人」轉移:兩手鐵硬,天下歸心。有了毛這個打天下的第一代,加上鄧這個坐天下的第二代,天下好像似乎應該大定了?

「順黨者昌逆黨者亡」支配著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政府、軍隊、科技、宗教、藝術、生財、娛樂、教育、傳播、監控……總而言之,一切領域都姓黨。

與此相應,在高技術的監控下,「順黨者昌逆黨者亡」的鐵律,也就必然嚴嚴密密地支配著每個中國人的一生,支配他們的生老病死,富貴貧賤,禍福凶吉。大陸如此,香港也必須如此;不知道台灣人願意不願意如此。對未來的一代代新人,都應該從娃娃抓起,如法炮製,控制他們的靈魂。

簡而言之,自由是沒有的,人權是沒有的;誰願意昌,誰願意亡,誰願意做「六四」的受益者,誰願意做「六四」的受害者,是順,是逆,是你可以選擇的;該昌,該亡,則必須請黨決定。如此這般,人人應該能夠各得安身立命之所,天下似乎真的應該大定了?

「六四」構築了並且正在繼續夯實著一個亙古未有的體系:一切行動聽指揮的全民體系。「六四」使中國「崛起」,使中國有力量對普世價值宣戰。這個體系擁有的當量,可以囊括十四億生龍活虎的勞動力兼戰鬥力,大概能超過原子彈加機器人。中國的當量,中國的優勢,正在與日俱增。

釐清「六四」事件的大脈絡,肯定將大有助於重新審視人類文明的現狀和前途。

因此,我贊成充分地無拘束地展開對「六四」的真相和影響及其未來的研究和討論。

謝謝支聯會!謝謝華人民主書院!謝謝各位朋友!謝謝你們給了我發言的機會。

我的意見不成熟,歡迎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