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杏垣教授（1919.5.25-2001.1.22）在嵩山之巅,1965
今年5月25日是我的老师马杏垣教授的第87个生日，他离开我们已四年多了。
我之所以走上从事地质教育的道路，马先生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8年夏天，我报考北京大学地质系，是在我的父亲指导下确定的。本来我是想从事新闻工作，幻想将来能办出一份比拟邹韬奋《生活》的杂志。父亲是过来人，生怕我像他那样 陷入政治旋涡而不能自拔，要我去学自然科学。他在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教授时，得识地质学家叶良辅、朱庭祜等，他很钦佩中国地质学家的学识和才干，因为他们使中国新建的地质学科迅速提高 ，已得到国际学术界所尊重。他认为北大地质系是最有利于我成长为科学家的场所。
当时我对地质学并无多少了解，但对地理很喜欢，同时对化学的兴趣也很浓郁，父亲说，化学是地质学的重要基础，正好能用上；加上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山沟里度过的，对爬山涉水不仅不犯难，而且向往李白的“一生好作名山游”，不过不是去寻仙，而是 受到王人路的《中国游记》和上海万竹小学的《全世界的小孩子》的影响。因此在找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北大介绍，对地质系有更多的了解后，就欣然报考了。虽因同时考上了浙大史地系并有奖学金而又犹豫一番，最后还是北上入学。
一年级时，只有两门课是地质系自己开的，普通地质学和矿物学，矿物学本来就比较枯燥，只好硬着头皮啃下去；普通地质学有趣，但是听下来比矿物学还乏味。给我们讲课的王烈教授是1909年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第一批招收的三个学生之一，1913年毕业并出国留学，回来后终生从事地质教育，大家都对他很尊敬，但他这时年事已高，使用的教材（Longwell编）是 十多年前编的，讲的又和从教材翻译过来差不多，他是浙江人，还有口音，初次出川的我听起来好多地方不明白，当时也没有中文教材或中文参考书可看，因此有一阵学的如腾云驾雾，更谈不上兴趣了。就有点后悔，想转系。
不过没多久王先生因体力不支不能再教学了，改由刚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和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回来，年方二十九岁的马杏垣副教授任课。这位新来的老师虽然年轻，但同学们早已打听清楚，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野外工作能力特别强，在联大当助教时考取英国的奖学金，去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当研究生，他的导师Arthur Holmes（通常译为霍尔姆斯）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他在这次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的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在那时，参加这个大会在学术水平上的要求是很高的（上图，1948年，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中国代表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苏良赫、黄汲清、孙云铸、马杏垣、阮维周）。当时的北大地质系，可谓大师云集，马先生以后起之秀登上我们的讲堂，足见孙老板（系主任孙云铸）和同事们（许多人是他的师长）对他的信任。因此大家对他充满期望。
果然，他一上课，这门课顿时面目一新，首先他给我们换用了霍尔姆斯的“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通称《普通地质学》），1944年才出的第一版，是霍尔姆斯 多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积累，公认的优秀教材，如使用了用同位素确定的地质年代表和介绍了大陆漂移说，在当时都是很难得的。马先生声音洪亮，语言清晰，不是照本宣科，而且结合他亲身经历的许多事例来 解释主要的基本原理，许多内容让我们去自学；霍尔姆斯的教材纲目清楚，内容丰富，叙述生动，文字也好懂，很适合入门者学习。因是新出的，图书室只有几本，大家抢着借阅，幸好很快龙门联合书局出了影印本，虽然不便宜，还算买得起，就买了一本。 结合听课读了以后，许多专业词汇懂得了，别的英文地质学书籍也渐渐能看懂。（右图，1912年参加伦敦地质学会时的霍尔姆斯，据美国地质学会网站Arthur Holmes: An Ingenious Geoscientist）
进了地质学的大门，只感到它的精彩纷陈，像珊瑚虫对生存条件的要求那样苛刻，而它们微细的躯体最后竟能构建出在海洋中与风浪竞夺的礁石，使我在精神上感到震撼。 普通地质学结束时的考试正好有道关于珊瑚的题，我回答的不错，十年后我写了一篇科学小品《珊瑚礁》，其源 就出于学生时代的记忆。
不过地质学的大课堂还是在山野。自然是一本大书，学问要到实际中去求得，我在初中时，读到舒新城先生发表在《少年周报》 创刊号上的“读一本大书”后，就有了这个愿望，现在是马先生带领我去读这本大书了。
结合普通地质学的学习，马先生带我们这个班出去的第一次野外实习，是在玉泉山，那里本是公园，可惜到后才知到已临时关闭，不能进去了，只好隔墙而望，好在事先有所准备，叶良辅等的《西山地质志》中有一个玉泉山的剖面，告诉我们玉泉山下凹的部位有一条断层，比较容易风化，也给泉水创造了流出的通道，此时还有泉水从园内泊泊流出。因此虽然有点扫兴，但还是求证了书本中的一些知识。
第二次是到南口，一早赶到西直门乘火车至东园下车，那里有一个花岗岩体的露头，因为修路而被剖解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岩浆侵入到那里的沉积岩中，使它们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发生变质 的历史记录，北京地区有名的汉白玉，就是这种变质作用的产物。
在东园观察后，步行到南口，其间经过居庸关、云台，都是有名的古迹，在中学时我读过龚自珍的《说居庸关》 ，这回算是亲历了。一路上还看了多种地质现象，印象最深刻的是岩床和岩墙那里都很多。当然，岩石中存在着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这三大类和它们的区别，更是记牢了。
这次南口之行，当天就回来了。因为那时学校经费很紧，出野外只能是什么时候有了钱就什么时候去。钱也很少，我们那次去是学校买车票，吃的东西是自带食堂的窝头咸菜，同去的老师包括马先生都一样。
两次出野外显然不能满足教学要求。1949年暑期有了一次机会，到山西大同口泉煤矿，矿上可以解决吃住等问题，时间前后有10天左右，同去的还有上一年级的同学，老师去了好几位，马先生带队。这次我们下坑道体验了采煤的艰辛，观察了含煤地层的特征，马先生指点我们看了在岩层中保存的化石、泥裂等地质历史变化的证据，七八年后我写《时间的脚印》 ，就运用了这些基础知识。
回北京的途中，在聚乐堡下车，再走一大段路去看火山，它们早已不活动，但火山特征仍很明显，我们还采集了一些火山弹带回系馆陈列，后来我写了不少通俗介绍火山的文章 ，便与这次旅行得到的感受有关，也由于系图书馆有许多介绍火山书籍和资料，都是外文的，一般的图书馆没有这些书，所以我写出来人家觉得新鲜。马先生一路上还拍了不少照片，有的后来用在他编的书和文章中。
马先生不止是照相，还画素描，画的好极了。工作时画，休息时坐下来也画，大家便围着看他怎样画，翟裕生等好几位同学后来都画的不错，但我始终学不好。
回北京前，还曾在大同停留，用一天时间去游览了云岗石窟，这一天很放松，没有教学上的要求，不过只要自己注意，仍能学到，譬如云岗所在的位置，是河流形成的阶地，石窟中的白佛最美，是因为他的头部正好是石英沙岩，这种岩石色白而细，抵抗风化的能力比许多岩石强，所以其他佛像轮廓模糊了，他仍能保持清晰。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游记《 访云岗》，附有我拍的照片，投给上海的《旅行杂志》 ，发表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是上海旅行社办的，有钱，还给得比较多。我喜欢照相，参加了北大摄影学会，刚来北平时许多人南逃，丢下的东西，在东安市场贱卖，我用四个袁大头买得一台120相机，虽不合野外使用，还是带去照了不少。看来我的兴趣爱好和地质学还真能结合，出过几次野外，再也没有转系的念头了。
回顾起来，一年级这些实习都只能说是观察地质现象的旅行，回来也不要求交报告。到二年级就不同了，古生物学、地史学、岩石学除了有很多室内的观察实验，也要到野外去实习，这 时马先生教的普通地质学已结束，但只要出野外，他多半也去，那时地质系的教师都是能教好几门课，古生物学和岩矿方面的课程差别大一点，各有专长，但在野外做地质调查的工作方法和要求 是相同的，而马先生野外工作能力很强，从他在西南联大当学生和当助教时就被老师和同学注意到了。教他普通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的德籍教授米士 （Peter Misch，1909-1987） 是一个非常重视野外工作和要求非常严格的教师，一到星期天就和学生们到昆明郊区去做地质实习，年轻的马杏垣还跟随他到云南许多地区 进行了开拓性的地质调查工作，他们完成了昆明附近1:50，000即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和编写说明书的工作，还提交了多件其他调查报告。后来他的专业方向也在构造地质学，因此在野外工作上同事们都佩服他，包括他的师长，当然很受同学欢迎。
在二年级学习期间，结合岩石学的学习张炳禧老师领我们去昌平 ，王嘉荫老师领我们去沟岩；结合地史古生物学的学习王鸿祯老师领我们到唐山赵各庄，做过好几次野外实习，有的马先生和别的老师也一同去。到二年级结束，一些地质工作的基本功会了一些。这时接管后恢复工作的原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所长高平先生，计划在燕山地区开展五万分之一地质填图，也就是区域地质测量工作，苦于人手不够，便想到由他们出经费，委托北大和清华地质系（组）的师生利用暑假来做，对学校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毕业班要离开，一年级刚入门，任务便落到二、三年级身上。
任务分配下来，我们二年级承担三河、平谷、镇罗营（主要在密云县）三幅图，十二个学生按四人一组正好分三组，每组一位老师。在带队老师和他承担的图幅确定后，连地形图一起公布出来，让学生自由选择。当时的北大，不仅学生会、讲师助教会 和党团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在这次填图任务的分配上，也体现着民主的精神，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将来准备发展的方向，作了选择，师生都满意。当时我是想将来要多到野外去，越是没人去过的地方越想去，一看三幅图中镇罗营幅的山最多最高，另两幅平原地区占去了不少面积，这种地方为第四纪沉积物所掩盖，不如在镇罗营这边可以多看些东西，而镇罗营幅的带队老师就是马先生，于是我选择了这一组。这一组 里的学生还有翟裕生、林墨荫和陈云章；陈本比我们高一年级，因去了解放区，进城后复学到了我们班。
当时我们虽已学了一些地质学基础知识和工作方法，但对填地质图来说，至关重要的构造地质学还没有学，所以实际上这幅图就靠马先生做，当然我们也有作用，每天按他规定的路线，两人一组出去观察，将沿途看到的地质现象记录下来，不仅用文字记录，还 得采集岩石标本，观测和采集的地点都要记载清楚，标本要编上号， 逐个逐日记载，一点也不能错，马先生告诉我们，如果搞不清楚采自何处，或不知道是那个地层中的，就没有价值了。对标本的大小厚薄等规格都有要求，怎样打岩石标本也有示范，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会。
麻烦的是，到野外后发现，我们使用的袁世凯时期陆军部绘制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很不准确，有些地段根本不能用，幸亏老师们有经验，教过用走步估算出距离，自己按一定的比例尺画出地质草图的方法，这时是天天使用。
两个人一组，不是两人合做一份记录，马先生要求各自独立提出自己的观察结果和交出自己采集的标本，这样他可以用来比较核对，发现问题就和大家讨论，如是观察不准确或不够，就要重去搜集材料。两个人一组，有出于野外工作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山上常不见人烟；同时也是防止一个人做的出了错难以发现。
每天早上出发前，马先生结合评判我们头天完成的任务，布置当天的工作。有表扬也有批评，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观察记录一定要一丝不苟，应当多采集标本，多量地层的走向和倾斜的角度 ，并把它们准确地记录下来；做地质工作手脚都要勤，不能偷懒，因为反复做这些观察和记录，久了就容易感到很枯燥，失去耐心，而如马虎一点，别人也不一定能发现 ，但这就隐伏了导致产生错误结论的因素，等到问题暴露再纠正，损失就大了。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每天得到马先生的耳提面命，背着空包上山，再背着沉重的标本下山，借住在老乡家，同睡一铺坑（有时臭虫太多，找两条板凳当床睡）朝夕相处。 那时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去的山区更苦，一些村子是靠救济过日子。地质调查所为我们准备了面粉、食油以及酱油这些生活用品和简单的医疗保健用品，雇毛驴一站一站驮进山去，同学们分工保管，请老乡给我们做饭，我们看到老乡们不要说吃白面，连窝头也吃不上，不少人是高粱米煮粥加野菜。自己吃着白面大饼心里不安，倒是老乡反过来安慰我们，你们上山辛苦，再说你们是吃白面的肚子，吃我们这个不行。我注意到有一个村子，生活较好，不用国家救济，还有粮食吃，原来这里有一个废弃的钨矿，可以检到一些残留的矿石，拿去收购站卖，就可以买回粮食，在现实中我感受到开发矿产的重要，地质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
我们五个人中，马先生在北大的地下党公开后，大家知道他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老党员；陈云章是从解放区回来的，也是党员，他还是北大理沙支部（理学院和在沙滩上课的工学院及医学院党员组成的支部）的支部委员，翟裕生和林墨荫都是早 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公开后不久就转为北大第一批团员，比起来我是后进的，不过也已在团内担负一定的工作。但我们的生活仍和原来一样，北大还是原来的北大，马先生在系里也并未因是党员而表现出什么特殊。
也有不同，目标明确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要开始，正是地质工作者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脚踏实地的行动。就这样野外工作做了快两个月， 离结束只有十多天的时候，在翻越一个山丫时，翟裕生突然滑到，本来这不算什么事，不巧他的左臂正碰撞在一块大石上，骨折了，但表面看不出来，他自己将手腕接上按住，大家帮他包扎起来，就这样吊着左臂，忍着疼痛，照样干野外工作，因为此时走掉一个人，两个组只能变成一个组，任务要完不成了。谁知过几天不疼了，拆开绷带一看，手腕没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不能活动了，大家都慌了，决定他马上回去，算是还没耽误，开刀后恢复正常，但落下一个伤痕。
老翟的受伤倒也没影响士气，因为做地质工作就是准备吃苦的，他这骨折也应能治愈。野外工作终于完成。
最后的编制地质图和写说明书，都是马先生做的。1950年12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26届年会北京区年会上，马先生扼要介绍了北京五万分之一地质图镇罗营幅的说明，1951年出版的《地质论评》第十六卷第一期上，以《镇罗营幅地质概要 》为题给发表了，作者署名为马杏垣 翟裕生 陶世龙 陈云章 林墨荫，而当时后面四个人都还是学生。
在三年级时又几次出野外实习，王嘉荫老师带我们去周口店，那次最难忘的收获是采集到大批鱼化石。结合构造地质学的学习马先生又带我们在下花园作过一次实习，这次时间约十天左右，要求又提高了，回校后得自己交一份报告，马先生给了我八十七分，并让装订起来交系图书室收存。现在已想不起具体内容，但和后来地质学院三年级的的学生水平比，肯定是低的， 也许是里面有我自己的看法，而马先生是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先生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而希望有人接班，也是我的许多老师的共同愿望。
然而眼看我就要投入地质工作的实践中时，组织上通知，调我到北京团市委工作。我自己没有犹豫，马先生他们也没有惋惜，因为都觉得这一定是组织上有需要才调。现在可能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时就是如此。
1951年5月我离开北大，虽然还经常回去，但那是去北楼教室听艾思奇讲哲学；我被告诉青年团是个大学校，团干部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地质学对我还是有用的，但没想到仅仅 过了一年多，我又回到端王府夹道原来北大工学院所在地，和马先生、翟裕生、林墨荫等老师、同学重聚。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和唐山工学院的地质系（组）合并成独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我奉命参加筹建，当时叫做“归队”，不过我仍是在当“脱产干部”，任临时团总支副书记，翟裕生是书记，因为我的父亲去了台湾，我不能入党，按团章的规定，我只能担任副职，老同学对我很放心，实际上是让我在做。此时我们班的同学已全部毕业，有五人分配到地质学院，加上我，超过全班人数的一半了 ，因陈云章已非正常死亡。林墨荫和我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一段时间，他们都成为助教，一月有三、四十元的收入吧，显得比我“阔”了许多，他送给我一双登山鞋。北大的老师们几乎全部都来了，还有清华大学地质方面的老师和一批毕业生，许多人也是老相识 ，其中在建院初期任临时党支部宣委的曹添，因工作相识相得而成莫逆之交。
马先生作为党员教授，在临时党委及后来的党委中，长期被选为委员，自然不免要为党内外知识分子说些话，有时很起作用，有时则不然。1954年我从团委转到教务处工作，固由于我的老师时任教务科长 的李文达先生提议，也无疑有马先生的关怀，青年团的工作有年龄的限制，我不能老这样下去。事实上我在团委工作期间，已经在参与教学活动特别是野外实习工作的组织。
1953年夏天，1952年的专修科到周口店做教学实习，是北京地质学院建校后第一个按新教学计划组织的地质教学实习，马先生负责这项工作，事先组织准备带队教师到周口店做预习，包括杨遵仪、边兆祥、陈光远、邵克忠、彭一民、丁国钰等，杨、边二位都是马先生的老师一辈，陈先生也和马先生差不多，从瑞典留学回来的，但大家都很认真，因为这是一次备课。在野外这个地质学的大课堂中，学无止境，周口店虽早已因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闻名，但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在1953年去预习时，仍有许多问题没解决，如有一座山的地质构造很复杂，究竟该怎样认识，老师们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于是山上山下，反复观察争论，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统一了认识。当时这座山在地形图上还没有名字，马先生提议命名为蘑菇山。在北京话中“蘑菇”有耗时间的意思。后来马先生又多次带领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到周口店实习，把这里建成地质学院的主要实习基地。
我也参加了为专修科到周口店做教学实习的备课，因为学校任命我担任专修科实习队行政上的领队。从温泉、周口店再到唐山。这些专修科的学生本来也是按本科生考试录取的，但因为当时国家急需地质人材，要求有部分学生改为两年毕业，学校采取了讲清需要，由学生自愿报名的做法，是由我去动员的，因为我懂得地质也比较了解青年，结果是报名的人数超过需要，最后确定九十九人，给他们单独制订教学计划。在地质基础课上他们不比本科生学的少，野外实习也是如此。而由于他们是比同届入学的本科生早进行，就有条件得到更多的教授来上课，一些知名的教授也来带他们的教学实习就显示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这个专修科虽只学了两年，但出来的人材质量不亚于本科，这里面就凝聚有我们当年燕山填图经验。这次为写这篇文章，在网上一搜索，发现在九三学社网站对高振西先生的介绍中有这样一句：“1931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安排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二校地学系高年级学生高振西、潘钟祥、陈恺、赵金科、熊永先、高平、李连捷生产实习地质填图”（九三学社社内英才-两院院士）原来 让大学生到燕山实习地质填图并不是我们或高平先生的新创，而是中国地质教育经验的延续。 由此想到，在地质学院建院初期，马先生和我都是学习苏联的实际执行者，其中不少是在走弯路，但对学习地质必须重视野外的实践，必须培养学生到实际中去获取材料动脑筋还能动手动脚的能力，则从未动摇，而如前提到，作为党员教授、党委委员的马先生的话，在一些时候还是有作用的，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他是代表了中国地质教育界许多人的意见。因此在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地质学院，野外实习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比苏联的时间长，次数多，还建立了永久性的实习基地。更重要的是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学风得到承传。
由于我和马先生在地质教育的理念上是相通的，而北京地质学院1952年一招生是一千二百人，即我们那个班的一百倍！如此庞大的教学工作需要人组织，因此马先生虽然一度叫我到他那个教研室去带过半年构造地质课的实习，但后来再没有要求我回去研究地质。研究如何办好地质教育并组织其实现，成为我的职业， 马先生相当多的精力也用在这上面，直至奉调到国家地震局任副局长为止。因此从1952年到1978年间。我与他可以说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只是他的目标大，所受冲击比我更甚，其间甘苦，写起来可以成一本书，不在这里长谈下去了，将来我还会谈的，有些事再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找到了地质论评上的《镇罗营幅地质概要 》做成文件发到网上，尽管实际上已没什么用处，但作为记录这段历史，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五个人中，现在仅我和翟裕生还在了，林墨荫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含冤而死。 北大物理系的老同学刘光鼎先生在《追忆地质学家林墨荫同志》中有详细的记述。 比起来马先生和我都算幸运的
马先生出生在吉林长春，九·一八事变后刚从小学毕业的他，便不得不流亡到关内，展转求学，最后在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他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曾卧轨拦截火车到南京请愿，1938年5月在重庆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可是就这样一位从热血青年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 一有运动来却少不了做“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深远，贻害万千。”之类的检查；1957年鸣放时亏得他出了野外，逃过了这一劫。曹添也是因在野外而无恙。及至文革，我们三人成了地院三个知名的“漏网大右派”。究竟“右”在那里？我也搞不清，而认为我是漏网之鱼的早就大有人在。倒也不奇怪，1957年我响应号召提过意见，第一条是应将地质勘探学院中的勘探二字去掉，恢复理科性的地质学专业 ，仅凭这一条在清华大学就足够右派资格。因为那里有个钱伟长主张理工合校，但地质学院没有，这里关注的是其他生活福利的问题，而我不把这些问题当成大事，没有介入，结果是我的意见还被正式上报，地质勘探学院中的勘探二字，真的去掉了。我讲这些，是想以此说明，什么是“右”？其实并无确定的标准，当然也可以说有，那就是只能上面说什么就听什么，容不得你有自己的思想，偏偏这些人把地质学中讲求实际，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这就注定脱不掉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次为了写出本文，查了一下米士的资料，见到其中有李文达老师根据米士的朋友和学生提供的资料写出的介绍：
“彼得（Peter，米士的名字）对他的学生要求很严，但他把他自己和自己的时间慷慨地贡献给学生。早在他在中国的年代，当他在野外教学生如何填图时，他几乎把所有的星期天都花在与学生一起在昆明市的边远郊区。他要求学生观察和描述每一个露头，对一些复杂现象进行辩。他似乎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实践的原理、实践实验和反馈原理是他的工作假设。
他和他年轻的中国助手一起带领大学生参加野外实习。在日本人入侵的那些日子里，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彼得和他的学生在野外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他们睡在农民的小茅草房或已经部分毁坏的破旧房屋中，他们吃的是白水煮面，很少能吃到油煎鸡蛋。彼得从未抱怨过他的这种艰苦生活。他乐观活跃，经常和他的学生开玩笑，因而能在学生中造成一种欢乐而朝气蓬勃的气氛。
彼得在华盛顿大学授课时，要求他的研究生每周准备一篇论文。如果学生没有很好地准备，在每周论文交流会上，会受到严厉批评。彼得会仔细检查学生的薄片，提出问题，以肯定你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矿物和构造。对论文的章节逐字编辑审查。他灌输了思想和写发上的严谨作风，的确教出了一代英文写作明确、简洁、组织很好的研究生。”
也许有人会问，纪念马先生，为什么抄录了这么多介绍米士的文字？然而你看了后，不觉得这正是马先生的写照么。特别在当前，不是正中中国学界的时弊么！
在燕山中，当风云起处，眼看着急雨飘摇，有时正向你所在的位置扑来，而环顾四方，只见裸露的山崖，无处可藏，只能让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身上的灰尘。但是燕山的风雨多是为时不长，雨过天青，而我们所经历的无形的人间风雨，却似乎绵绵无尽。1978年马先生离开了地院，一般看来那是升官了，但我深知他的内心实包含着悲凉。因为1969年北京地质学院仓促外迁，马先生和我都是反对的。我们痛惜的是从1916年开始，积数十年经验建设起来的这个地质教育基地的丧失，但当时无力阻止，只是在文革后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才又致力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恢复，马先生还有郝诒纯先生，因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政治活动的经历，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就在北京地质学院校园能够保留下来建立研究生部之际，马先生不得不离开地质学院。的确，当官比当教授更有权势，能得到人趋奉，但马先生并不在意这些东西，反而感到是一种累赘。大抵决心学地质时，没有想到要当官，想当官的人也不会来学地质，马先生就是一个。
不过事情也在人为，地震局也有有利条件，马先生去那里后，吸引和延揽了不少人才，使它的地球科学研究成为一方重镇。
马先生学术上的成就许多人都看到了，我感到更应该看到的，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就。
地质学是一门探索自然的科学，认识没有止境，马先生的学术成果，还会有发展，或许会有修正，但马先生在这个年代留下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是永远的财富。虽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马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屈原所赞颂的：
“阽余身于危死兮，览余初其尤未悔！”即以此为本文的结束，并以此自勉。
陶世龙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2005/05/25动笔，27日完成
*霍尔姆斯的普通地质学第一版1944年由爱丁堡的Thomas Nelson & Sons 出版；次年复由纽约的Ronald 出版社印行。1965年，霍尔姆斯去世前几个月，Ronald press 出了第二版。
1978年由他续弦的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Maggie于1938年去世），也是地质学家的Doris L. Holmes修订，由Thomas Nelson 出了第三版，编者是两人共同署名，书名改为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1993年10月，Donald Duff, 修订的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由Nelson Thornes 出版公司出了第4版 ISBN: 0748743812。次年复为纽约Chapman & Hall印行。
满天风雨看潮生 